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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襲警罪成 美籍律師提上訴叩問公義 「失去法治之城,律師還有何為?」


當你見到有小孩被陌生人襲擊,甚至不能呼吸,而你有能力去幫忙就應該去做。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我不知道應該跟他們說什麼,這會是一件羞恥的事。

原本任職美國銀行律師的Samuel Phillip Bickett,因為一宗襲警案,罪成判囚4個半月,目前獲准保釋等候上訴。Samuel目前沒有再當律師,雖然失去工作,將來也可能無法繼續留港,但他說,沒有一秒鐘為當日幫人而感到後悔。

Samuel在荔枝角收押所還柙期間,收到不少陌生香港人的來信,同情他的遭遇。文字的溫暖讓他知道,這宗案件象徵著不是法治崩壞,而是道德淪喪。

倘若上訴最終被駁回,他會在服刑後離開香港嗎?可以繼續做律師嗎?Samuel反問,「在沒有法治的城市,一個律師還能做甚麼?」這一刻,他的前途充滿著問號,一個曾擁有高薪厚職的專業人士,卻淪為階下囚;一個美國人,卻心底裡認同香港是家;這是Samuel Phillip Bickett的故事。

Samuel Phillip Bickett因為襲警案罪成判囚4個半月,目前獲准保釋等候上訴。周滿鏗攝

生於離異家庭 母親殘疾窮困 冀讀法律改變人生

2019年12月7日,Samuel在銅鑼灣地鐵站見到休班警員與一名青年發生衝突。他與該名休班警員糾纏期間,曾經肢體碰撞,最終被裁定襲警罪成,判囚4個半月。Samuel被定罪後,服刑一個多月,直至今年8月申請上訴成功,暫獲准保釋,需要每周3次到警署報到。

離開監獄後,他卻從容地接受多間媒體訪問,又在網上討論區發帖文,邀請網民「你問我答」,盡訴這兩年間有關他的官司、個人生活以至對法治的看法,突然間,Samuel的案件再次走進公眾的視線中。Samuel受訪時解釋,他選擇不再沉默,因為香港的法治已蕩然無存,「我已沉默了一年半,那段時間我還相信以及堅持法治的程序,但一年半後,我的沉默是換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以至最終入獄。所以我現在不再相信沉默對於我而言有何好處。」

「我沒有違法,所以我不會讓政權嚇到我。」Samuel猶記得,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和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何桂藍的新聞,前者在獄中發信,呼籲支聯會切勿自行解散,後者不願意因為保釋而放棄基本個人權利。所以即使Samuel目前在上訴期間,但仍希望發聲,告訴大眾關於他的故事。

2009年,Samuel在麻薩諸塞州律師公會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受訪者提供

Samuel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自小父母離異,父親是中產人士,但母親卻很窮困,亦因為殘疾而無法工作,他在兩邊家庭都生活過,自幼便覺得將來要選讀法律,保護自己,「我得看看中產階級和富人如何用法律來保護自己、自己的財產以及權利。因為窮人永遠是相反的,像我母親般的人,法律是用來對付他們,他們不知如何運用法律,我希望透過個人充權,控制自己的人生。所以從小開始,我就相信法律是強而有力。」

最終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後,開始他的律師生涯。Samuel本身在波士頓一間律師樓工作,2013年因工作關係調到香港。初來乍到,Samuel就被五光十色的香港所吸引,「這裡是國際金融中心,與我出生的地方很不同」,之後更決定留在香港繼續事業。當然,香港亦有令他感到奇怪的地方,「當你出去與其他人飲酒,而我開始談及政治時,人們總是瞪眼看著我,覺得我很瘋狂,這裡沒有人會談政治或公共議題,大家好像……只集中談賺錢。」

他解釋,在波士頓,他和朋友都熱衷於議論政事,但香港,他補充道:

2014年之後,卻不同了。我親眼見證著這座城市的變化。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Samuel形容為親身經歷了課堂上所學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印度聖雄甘地所說的公民抗命……當時他和朋友走到金鐘佔領區,漸覺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提高,「我在這裡認識的朋友,突然變得開始關心政治與法律,不止於影響他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他們真的關心這座城市、關心對方和每個人。」

同一時間,Samuel也記得,那時候警察打人最終還是會被起訴的,包括朱經緯棍打途人案、暗角七警案。「但2019年示威至今,沒有一個警察被起訴,不論是我的案件,還是警員駕駛電單車在人群中穿過,以及不問因由地襲擊一個孕婦、對住一個人噴胡椒噴霧,律政司應該很容易可以提出檢控的......」話題又回到法治身上。

今年37歲的Samuel,過去這些年的工作與法治精神為伴,一直相信的價值,卻在香港這自詡為國際都會的城市幻滅,「在香港,任何公開批評警察的人,無論是立法會民主派、參與示威的人或者像我這般制止警察犯罪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受到法律約束,以及被起訴一些他們沒有做過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警察以至與政權有關的人,大眾收到的資訊是,他們不會受法律約束,而我認為這是不可爭論。」

因為有影片清楚拍下當時事件經過,他和律師都曾經評估,認為案件不會入罪。Samuel在庭上作供稱,有人曾以英文「Are u popo?」以及他自己以普通話「你是不是警察?」,詢問該休班警的身份,該休班警曾一度否認,並說「No」。裁判官林希維最後在判詞中指,「popo」是不尊重的說法,警員會覺得被詆毀,而且不認為該休班警在隱藏警員身份。

「這是很滑稽的,他可以說不明白我在問甚麼,他不需要說『Yes, I am a popo』,但他需要說,『Yes, I am a police.』」

Samuel強調的是,每個地方即使在美國,警察部門其實是同出一轍,都有濫權濫暴的情況,「法治被摧毀,全因為有人選擇性起訴一些想要起訴的人,同時積極保護他們不想起訴的人。如果我在美國被捕,發生同樣的事情,我會擔心被不公平對待嗎?不會。」作為律師的他,道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香港警察這兩年最大的改變,不是變得無法無天和更加暴力,而是從前只會針對窮人或無權無勢的人,現在也會針對中產階級。

如果法治「已被摧毀」,為甚麼還要堅持上訴?他解釋,其官司已經說明區域法院已經淪落,但高等法院或以上的法院,他則相信仍然是未知之數,他希望以自己的案件作試金石,「因為這顯然是錯誤的」;或者,其實是為一口氣。

我只是不願放棄,我這宗案件備受矚目,包括在美國和歐洲媒體都受到關注,政權希望我收聲,甚至離開香港,但我不會迎合他們。法院法官可能只要判不長不短的刑期,便可能令人覺得不值得浪費時間金錢去上訴,這樣的情況即是允許司法機構的腐敗,作為律師,我會盡我所能,試圖挑戰他們。

體會囚牢之苦 做義工續為囚權發聲

Samuel今年7月被裁定罪成,淪為階下囚,但他的家人好友無一不支持他,甚至很多陌生人的來信,同情他的遭遇,令他確信所做的事沒有錯。「當你見到有小孩被陌生人襲擊,甚至不能呼吸,而你有能力去幫忙就應該去做。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我不知道應該跟他們說什麼,這會是一件羞恥的事。我沒有一秒鐘感到後悔,如果那件事再次發生,我會做同一樣的事情。」

從中環的冷氣房,被關進酷熱難耐的監牢,他有機會認識很多囚犯,當中有三合會成員,也有窮人,以及2019年的抗爭者。Samuel全靠早年在台灣學習的普通話,得以與囚友溝通。Samuel記得,有些人因為毒品罪行被判至少25年監禁,「以前你問我,毒品罪行會被判囚25年,『噢,這太可怕了,我不同意這些刑期』,現在我遇見這些人,聽到他們的故事,不再是抽象的想像,我每天都想起他們的名字和臉孔。整個社會系統旨在盡可能將這些人留在監獄,他們只得到很少工作培訓,即使25年後出獄,他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走回毒販那條路。」

上訴獲批之後,他仍心繫囚友,於是參與了義工組織「Voice for prisoners」,該組織的工作是提高社會對囚友的關注,協助和教育他們出獄後自力更生,他現階段負責做「寫信師」,繼續和在囚人士連結,「盡我可能參與更加多,儘管他們不一定是抗爭者。」

Samuel今年7月被裁定罪成後,收到很多好友和陌生人的來信,短短一個月就收到至少數十封。周滿鏗

心痛囚權組織「石牆花」解散 未來或離港

在Samuel開始關注囚權的同時,公民社會卻在國安法下面臨瓦解,不少有民主派背景的民間組織和工會都逐一解散,特別談到支援在囚抗爭者的組織「石牆花」時候,Samuel激動道:「警察和保安局到底在想甚麼鬼?我就是不明白,難道鄧炳強的母親不愛他嗎?他到底怎麼了?他走出來攻擊一個沒有倡議公共政策的組織,「石牆花」只是想關懷在囚人士,我無法想像那種邪惡的程度。」因此,除了一般在囚人士,Samuel與朋友近日亦開始關注更多在囚抗爭者,希望以個人之力接手部分「石牆花」的工作。

距離正式上訴聆訊的日子,Samuel估計還有數個月時間,他目前和伴侶同住,沒有再當律師,暫時靠積蓄過活。前路未卜,但Samuel相信之後不會回到老本行,也未必會留港,「一個律師在沒有法治的城市,還能做甚麼?」

過去8年,Samuel愛上了香港,包括這裡的人和事,他說,會視自己為香港人,視香港為家,也曾經計劃過在香港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後開設律師樓,但他說一切在國安法後,已變得毫無意義,「我願意為香港做些事情,但已經沒有事可以再做到。」

他表示,待上訴正式完結,視乎結果,之後會與伴侶商量,計劃到亞洲其他地方或英國等地發展,他希望繼續透過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運用在社區組織、囚權或人權事務上。

Samuel一年半前領養Mui Mui,每天都帶牠外出散步。周滿鏗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