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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家海汀克(Bernard Haitink 1929 - 2021)和他的音樂


荷蘭指揮家海汀克(Bernard Haitink 1929 - 2021)。美聯社資料照片

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指揮家Bernard Haitink 於10月21日病逝,終年92歲。Haitink 行走江湖,曾任歐美多個樂團的音樂總監或首席指揮,包括倫敦交響樂團、荷蘭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還有德累斯頓薩克森國家管弦樂團等等。
 
Haitink 是實而不華的指揮,也是「樂手的」指揮,1982年,荷蘭政府計劃大幅減少對藝術團體的資助,「大花筒」荷蘭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首當其衝,Haitink 隨即以辭職脅逼政府收回成命,成功保住了二十多位樂團成員的職位。音樂會間,Haitink 除了偶而會在樂手面前展示滿足的微笑外,表情幾乎始終如一,厚重的眼袋盛載著凌厲的眼光,配以精煉的動作。大師於2019年方退休,時已年近90,晚年的音樂會,指揮始終穩重而流暢;面部肌肉雖已漸鬆弛,卻抖擻依然終不倦。作為樂團樂手,Haitink無疑是人性的指揮——不盲目追求速度,體諒樂手面對的難處,幾乎從不鬧情緒和發脾氣。在排練時喜歡分享作曲家的創作意圖——但不「詮釋」;Haitink 和Sergiu Celibidache 一樣,對「詮釋」有很大保留,畢竟所有音符和備註都已寫在樂譜上,再加上出版者和音樂學者的考證和編輯,集成昂貴的樂譜,樂者照做並做足即可。Haitink在排練時話不多 ,謂:「一講話你就輸了(When you start to talk to orchestras then you are losing it)」 。這和不少同時代的歐洲指揮家,例如Otto Klemperer,George Szell 還有Günter Wand 分別明顯。Günter Wand 和Otto Klemperer 排練時會如大學講師般侃侃而談,而George Szell 直頭是神經質的馴獸師;然而比起Arturo Toscanini - 即使George Szell 也有如慈父,Haitink 堪稱大賢者。 
 
你可以不喜歡Haitink 那種近乎素雅的指揮風格,但很難不承認,指揮家的樂手緣不遜其觀眾緣。Haitink於2006-2010 年間成為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樂團以「肥美」的銅管樂聲部聞名,而小提琴出身的Haitink 對聲部分配胸有成竹,三兩下手勢就馴服銅管樂部。Haitink 的任期夾在兩位音樂總監Daniel Barenboim 和Riccardo Muti 之間,Barenboim 宣布因樂團日漸增加的行政工作壓力,選擇約滿離職;當時受美國次按危機重挫的芝加哥一片愁雲慘霧,不少人的養老金凍過水。Haitink當時剛完成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首席客席指揮合約,並從德累斯頓管弦樂團劈炮(與樂團行政總監Gerd Uecker 不和) ,芝加哥交響樂團乘虛而入,希望Haitink能指掌音樂總監一職,但遭Haitink 婉拒:「每個指揮,包括我在內,都有到期日(sell-by date)」,Haitink 當時已年近80,樂團因此為其度身訂做「首席指揮」一職。任內,Haitink 成功以謙厚人格贏得樂團樂手的信任,於短時間內重振樂團士氣,並為芝加哥市帶來極其需要的美樂。

大師於晚年步下舞台,除教學以外,Haitink 回歸小提琴,鐘情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特別是最後的六組。雖然退下火線,Haitink仍關注古典樂壇和管弦樂團的未來發展,並心繫任職25年的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樂團的繼任人Mariss Jansons 是視死如歸的工作狂,1996年,Jansons在奧斯陸指揮歌劇《波希米亞人》時心臟病發,但仍拼命完成音樂會,後來的音樂會,都是在心臟起搏器輔助下完成的,直教保險公司汗流浹背。Jansons的父親Arvīds Jansons 同樣在指揮音樂會期間心臟病發英勇殉職。指揮是高危職業,單計近20年在舞台上陣亡的指揮家就有:2001 年的Giuseppe Sinopoli,2011 年的Jean-Marc Cochereau,2015年的Israel Yinon,和2020 年的Patrick Davin。Mariss Jansons 的健康問題大大影響了和樂團的合作,Jansons終於2015 年退下火線,4年後病逝。2016年,Daniele Gatti 在樂團公投授意後接棒,但兩年後卻因為性醜聞而被炒,幾乎同時下台的還有樂團的行政總監Jan Raes,對此,Haitink 直言不諱,批評樂團的處理手法,認為辭退Gatti 的決定操之過急,再加上Raes 的「急流勇退」,樂團的演出水準大受影響。反觀今年3月病逝的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前榮譽音樂總監James Levine,自1976年執掌30年,於2016年被指多年來控利用職權便利,性侵多位年輕男樂手,事件轟動樂壇。大都會先將Levine 停職,兩年後以三百五十萬美金的支票將之辭退-  Levine 能「金」蟬脫殼的原因:Levine 和大都會的合約中並無「道德條款」協定(求Gatti 的心理陰影面積)。 而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從此未再有首席指揮。
 
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情況,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今國際樂團的困境:年輕的指揮家很多,但能吸客的大師級稀有。結果就是大樂團都搶著要「大師」保收入;遙想大帝Herbert von Karajan 當年身兼柏林、維也納、倫敦三大愛樂管弦樂團,另加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四大總監」– 還要是終身合約的屈機情況或許不再,但同時總監兩三個樂團還是可以的,梵志登(Jaap van Zweden)不就是成功的例子?Haitink 對「音樂總監」或「首席指揮」 的存廢上下求索;指揮當中的「大名」,不是忙於在世界各地的樂團中指揮,就是在去世界各地的樂團路上,對喜歡儲飛行里數的香港人而言,大指揮家的里數是教人望塵的人生成就目標,但對古典樂壇而言,特別是交響管弦樂團的發展卻不見得是好事;「現今各地的指揮和樂團,都以同樣的速度處理同一首交響曲,這在五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Haitink如是批判道,這也印證了Celibidache 當年最擔心的情況–「錄音機效應」;現在的情況恐怕是「壞過凱婷」,串流音樂橫行的年代,音樂不過是反掌之間的三四點,對於肯買票入場聽音樂會,並肯熄電話而不是校震機的觀眾,一眾樂團/音樂節的營銷人員直情要膜拜敬之。情況既已如此,Haitink 反問道:「那我們還要音樂總監來幹麼?」結果「首席客席指揮(Principal Guest Conductor)」大行其道,樂團是主,指揮是客。對財政愈來愈「自主」的樂團和藝團而言,暫緩「總監」,「首席指揮」一類高職大大減輕了其財政壓力,這也令樂團更能be water 。樂觀地看,樂團可以在不同的客席指揮中獲得不同的音響色彩,悲觀的說法是,樂團樂手在迎送生涯中,愈來愈難達到具有樂團特色的獨特聲音,取而代之的是自動導航般的慣性動作。

Mahler 和Bruckner 的交響曲,是Haitink 的招牌,年輕指揮Joshua Weilerstein 憶述Haitink  於2011年客席指揮紐約愛樂的Bruckner 第七號交響曲, 首次排練,Haitink步入音樂廳後只說了「早晨」,之後自然地展開音樂,僅僅四分鐘,紐約愛樂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光澤。而90 多分鐘的排練期間,Haitink 不過寥寥數語,Weilerstein 當時是樂團的助理指揮,他在小休期間,上前問大師 :「你是如何做到的?」Haitink 笑語:「哦,不過是自動導航而已」。大師雖以Mahler  和Bruckner 的作品聞名,但也說:「我總不能永遠演奏同樣的曲目」 ,事實上,他的Brahms、Tchaikovsky、Schumann、Beethoven ,甚至Shostakovich 交響曲都絕不失禮人;Haitink 對提攜後輩不遺餘力,多年來於Lucerne音樂節大師班親授指揮技巧:「指揮即整理空氣(Dirigieren ist Luft sortieren)」Haitink 憶述其指揮恩師Ferdinand Leitner 如是說,但大師也承認,世界不同了,「我年輕時,入行的指揮家根本不多,現在是求不應供」。對當今年輕指揮家的「詮釋」,Haitink也顯得格外包容,「我有我的風格,而他們也可以有自己的風格。」
 
大師乘鶴去,與其說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在Haitink 眼中,古典樂壇的明天早於昨天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