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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僭建伙同犯罪 終審恢復法律原貌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治新聞是終審法院就暴動罪可否按「伙同犯罪」(Joint Enterprise)原則,檢控不在暴動現場人士,作出終極裁決,終院裁定律政司一方敗訴,要求按傳統刑法原則,按每名被告行為推斷是否主犯或從犯。這個裁決顯示,司法機構雖然全面服從、配合港區國安法實施,但在不涉國安法的檢控中仍致力維持香港法制原貌。

不過,終審法院作出這令律政部門大失所望的裁決時,也顯得小心翼翼,判詞中用了不少篇幅,「指導」律政人員不用「伙同犯罪」檢控可用什麼罪名,提控那些不在暴動現場但間接參與暴動的人,例如在外圍把風的、用保母車接送的,挖磚提供武器的,可以用協助或教唆(aiding or abetting)、唆使或促致(counseling or procuring)等從屬控罪,也有可能達致與控告參與暴動同樣的刑罰。終審法院甚至舉例說明如何從被告人的衣著、裝備和舉動,推斷其角色及適用控罪。終院這樣做,是要「畫公仔畫出腸」地說明,把「伙同犯罪」強行套用到暴動檢控,客觀上根本沒有必要。

其實,律政人員試圖用「伙同犯罪」原則去檢控在暴動現場及周邊地帶的人,主要是想「走捷徑」擴大打擊面,因為社運引發激烈警民衝突現場通常相當混亂,警察施放催淚彈或橡膠彈後,示威者、人道救援者、記者及與圍觀人士四散奔逃,防暴警察分頭追趕拘捕,被捕人士到底是什麼角色、具體做了什麼違法行為,前線警員未必說得出來,只知道被捕人穿黑衣,看到警員便跑,假如按傳統刑法原則,逐一辨別其是暴動主犯抑從犯,有相當一部分被捕人可能不夠證據起訴,因為他們並非在衝突現場使用暴力期間被捕,而是其附近街道沒有暴力衝突的環境下被捕,倘若可自由運用「伙同犯罪」原則,一概視為參與暴動的主犯,那就省時省力省功夫。

可是,普通法就「伙同犯罪」原則有大量先例,基本上要求控方證明眾被告人有「共同目的」,屬於協議共同犯罪,但現實上被控的暴動罪被告卻互不認識,事前沒有溝通,各自懷著不同目的抵達現場,有的想抗爭,有的想掩護朋友,有的想提供人道救援,有的想記錄歷史,有的只是路過(因衝突現場有時是繁華購物區),要證明這些被告人有共同目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特區政府高舉「止暴制亂」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下,高院和上訴庭的法官往往不敢直斥其非,甚或設法配合,扭曲「伙同犯罪」的原則,漠視眾多司法先例,容許控方強行把不在現場兼沒暴力舉動證據的被告控以參與暴動罪。如果不是終審法院撥亂返正,香港的伙同犯罪刑法就會在整個普通法地區中「一枝獨秀」。

假如海外法官看著香港法治倒退,不再來港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而終院現時幾位年紀甚大的常任法官又相繼退休,讓上訴庭那幾位積極配合律政司的法官升上終院,司法面貌就會全盤改變,類似「伙同犯罪控暴動」那樣的法律應用,就會成為權威的案例。香港距離那一天還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