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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見中大二號橋鐵絲網與刀片 陳健民:小監獄走向大監獄 談來台見校園重現連儂牆 激動哽咽 


「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目前在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系擔任客座教授,他今(27日)在台灣社會學年會發表「香港抗爭運動的轉型與困境」專題演講,提到他出獄隔天,重回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看到橋面上架滿鐵絲網和刀片,「感覺就像從小監獄走向大監獄」;他說到來台後,看到學校大樓下一大片連儂牆重現時,一度激動哽咽。陳健民認為,香港運動策略「如水抗爭」,受苦也是一種抗爭,香港人產生受苦共同體,將是未來最大的力量。

陳健民(左二)出席台灣社會學年會,與該會理事長林國明(右二)及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左一)合影。鄭智仁攝

2012台灣社會學年會今在東吳大學舉行,為期二天的論文發表與論壇活動中,有多場以香港抗爭運動為主題;包括陳健民以「香港抗爭運動的轉型與困境」為題發表演講,他也擔任「香港與社會運動」論壇主持人;另外,圓桌論壇則以「時代革命VS.極權淨化」為主題,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等學者與談。

台灣社會學年會理事長、台灣大學社會系主任林國明接受眾新聞訪問時表示,台灣社會仍然非常關心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所以特別邀請陳健民發表專題演講,從參與者的角色探討抗爭經驗與轉型困境。今年透過學會安排的主題,也讓實際進行香港研究的學者與關注議題者也能進一步交流,希望「壯大公民社會,共創光榮時代」。

陳健民在台灣社會學年會發表專題演講,提到在政大看到一大片連儂牆,忍不住激動哽咽;他舉起的手勢,恰好呼應它背後的簡報圖片:故事仍未結束。鄭智仁攝

陳健民今年7月20日來台擔任政大社會系客座教授,今天他在發表演講時,提到來台這段時間的感受。他說,以前在坐牢時,沒親眼看過香港的連儂牆,出獄後,街上的連儂牆都被清掉了,只剩殘存痕跡;但在他目前任教的政大社會科學院大樓下面,就有一大片連儂牆,「這些都是台灣年輕人貼的,在今日香港已看不到,所以感受很深」,話未說完,一度哽咽不能言語。

陳健民在2019年4月24日因「佔中運動」被判16個月,他說過去在大學教書很忙,沒時間看書,沒想到在獄中卻看了約50本書,他開玩笑說,「若朋友抱怨沒時間看書,我就勸他們去坐牢」。

陳健民感慨地說,他坐牢時,也是香港社會反送中運動最動盪的時刻,當時若他人在外面,現在應該和戴耀廷一樣,正在等待審判,或可能坐10年牢,而不是在這裡演講。他覺得這是上天的安排,今天才有自由來到這裡,「原本以為我再也沒機會教書了」;但從過去參與的經驗中,他也完全可以感受,2019那年香港人遭遇的痛苦。

陳健民說,他出獄隔天就重回中大二號橋,看到加高的鐵絲網與刀片,就像從小監獄走向大監獄。資料圖片

陳健民回憶,他離開監獄第二天,就回到中文大學二號橋,也是2019年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的地方。很多在大學裡工作的人跟他分享當時經歷,其中一人說,當時有一位受傷學生心臟曾停止幾秒鐘,但他寧願死也不願送醫院,因為他不信任警察,不知道送到醫院會發生什麼事。

令他最難過的,就是校方為避免再發生堵路抗爭,橋面上架起了高高的鐵絲網,上面還有刀片,場景就跟他在監獄裡一樣,那是監獄為了防止受刑人逃獄,在校園看到此景,令他感到極大衝擊,「就像離開了小監獄,反而進到更大的監獄」。

陳健民也說,他在牢中時,只能看無線電視,所以看到的都是學生打警察的畫面,他當時有訂閱《蘋果日報》,文字上,可以從報紙找到平衡的角度,「我看了一整年,從政府的角度看運動,我是支持非暴力的人,看到抗爭者打人,產生很多疑惑」。

他說出獄後,透過各種管道重新檢視當時發生的事,反而從更中立的角度,清楚反思為何香港會從非暴力抗爭,走向暴力邊緣這一步。

陳健民專題演講從動員方法、策略、身分政治與認同,針對80年代以來的三個主要運動,包括1980年代的舊民主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進行比較與分析。例如從動員方法來看,就可以看出,從最早1980年代以司徒華為代表的爭取普選民主運動,仍是集中領導的模式;到了雨傘運動,則轉向搖擺的大台;反送中運動,則是無大台或分散領導的模式。

在策略方面,陳健民提到從和理非到勇武不分的轉折,他說香港沒有「公共空間」,以前要抗爭,只能到維園,距離立法會有幾公里之遙,但還是有許多人到此集會表達心聲,「以前當社工,組織群眾有二百多人上街,就覺得很厲害,後來則是「沒有20萬人上街,就覺得很失敗」。

他說在雨傘運動時,已遇上碰到法律邊界的問題,當時他已做好犧牲的代價,「違法是要給當權者知道決心,大家都會被捲進來,因為可能坐牢、無法當教授,或放棄已在中國大陸做了多年的事」。

雨傘運動的發展,有公民抗命1.0和進階2.0之分,陳健民說,以前違法,他們是大家手牽手等著被抓,願意坐牢,也會到警局自首;但後來學生覺得即使非暴力,也不能光坐在那裏等著被警察抓,更不願去自首,他們面對警察時高舉雙手,因為他們只是堅持非暴力。2016年的魚蛋革命是勇武派的做法,對學生產生更大的影響。

陳健民說明和勇不分的轉折,以及民眾的意向,雖然反對暴力,但普遍寄予同情。鄭智仁攝

到了反送中運動,再提升到和勇不分,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來做,陳健民民說,他在出獄後一年,很多被抓進去的年輕人說,看了很多他的書《獄中書簡》,希望他能跟他們說說話,所以他去見了很多被關的抗爭者,「他們都是最勇武的一群人,但一坐下來,沒有罵過和理非沒用」。

陳健民還聽到很多人說,當年佔中運動時,他們還猶豫著是否走上街頭,「實在是因為追求和平的路已走盡了,才會走到這一步」;因此,在這個相互理解的過程中,也產生相互包容,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在談到「身分構架」部分,陳健民說,香港回歸後,從最早的「我愛中國、我愛香港、我愛民主」,只要求保持現狀就好;到雨傘運動時,已是「民主回歸的終結」,但當時仍避免用「革命」這個詞,大家爭取的還是基本法容許的最終普選,不願講推翻政府。

雨傘運動後,他認為民主回歸破產,北京認定如果香港推行一人一票的普選,與港獨無異,因為已產生一個政治實體;所以,到了今天,選舉候選人是被篩選的,結果連親北京陣營都很難找到候選人,「光給你一人一票,是沒有意義的」;他說,這也是當年他反對「八三一決議」的原因,因為已經今天的結果一定會發生。

到了反送中運動,則是本土意識全面崛起,陳健民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的話:「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來形容這個過程。

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最後成功了一項,即撤回「逃犯條例」修正案,卻換來更恐怖的國安法,更出現全面鎮壓,目前超過一萬多人被抓,2500多人被起訴,這是相當令人難受的畫面,「我的好朋友不在監獄,就在台灣,必須做出選擇,這就是香港」。

陳健民提到,香港《蘋果日報》被打壓,教育遭整肅,警察、警槍、警棍才是管治的武器;區議會被DQ,教協、職工盟、支聯會接連解散,老的公民社會團體都垮掉了。

陳健民提到香港民主運動的轉變,要如水一般的抗爭。鄭智仁攝

面對困境,香港人還能做什麼?他提到黃色經濟圈,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抗爭(lifestyle movement),如水一般的抗爭,沒有大台,透過網路,「香港不能遊行集會,公民組織解散,現在只能支持黃色經濟圈商家,網路還有米豬連指南,要消費前,先看是黃店才消費」。

更重要的,有很多人做了很微小但重要的事,例如寫信師,他在監獄師收到近二千封信,每天監獄收到的信有三分之二都是寫給他,令牢友們都很羨慕;這些信對坐牢的人是很大鼓舞,因為在裡面難免會懷疑,大家還記得他們嗎?是否已忘記,不再爭取民主了呢?透過寫信,可以讓這些人得到鼓舞。

陳健民說,其他如旁聽師和送車師,即使大家互不認識,透過受苦的共同體,讓這個社會覺得有共同的命運;這令他聯想到波蘭工人團結聯盟,即使組織已死,運動猶生。不管政府經年累月的打壓,只要信念還在人的良知裡,良知是不會死亡的。

對於大陸的發展,陳健民也提醒台灣,就算「去中國化」,也要非常小心,有些人覺得只要關注台灣的發展就好,不用管大陸,但這樣很危險,因為不管喜歡與否,大陸每天都在影響台灣發展,就算只把它當成對手,也要理解它的邏輯。

陳健民說,香港目前雖然無法在政治上做一些事,集會遊行也被限制,但走進社區,從環保、生活議題等各個層面,深根細琢,重新透過社會議題,還是可以讓運動有生命力。他說,香港雖然無法像波蘭團結工聯一樣,背後有如此龐大的支持力量,但「受苦也是一種抗爭,透過受苦共同體的形成,維持意志,產生共同的命運,未來將是很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