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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革命》—— 一個信仰的故事


【撰文:區惠蓮】
作者為香港資深文化工作者、傳媒人

2019年「理大圍城」之後的一年,香港政府一面借「武肺疫情」、一面通過籠罩宇宙的國安法,最近更重提「網絡廿三條」加緊網絡管制,已到了毫不掩飾握殺港人自由的地步,對大批從政者、抗爭者進行政治迫害,影片放映時,其中受訪的戴耀庭教授和立場新聞記者何桂籃等已在獄中。過去一年移民人數達8.9萬,而近5個月內英國BNO計劃申請個案有6.5萬,這年已移民以及將準備移民的人勢必創香港歷史新高,這裡仍未計政治流亡的人……英、加、澳、美等各國的救生艇計劃下,香港人四散,一個普通的市民甚至在離開後才在社交媒體公告已遠走,因為每個人都不肯定自己能否順利出關。
 
我們開始被想像步猶太人的後塵,但這其實並不太恰當。在過往,香港人沒有根的感覺,上一代逃難到來總把香港視為跳板,及至2019年遇上真正的苦難,香港年輕一代卻沒有像他們的父母那樣急著逃亡,反而更堅定守著土生土長的地方,香港並不是外國人筆下所謂「借來的空間」,而是我們願意用生命守護的地方,這就是我們的家,那裡都不用去——縱然苦難臨頭,而這就是影片帶出的訊息。

2019年,香港人改變了自己以及世界對這塊土地的認知,電影《時代革命》完整記錄了從6月12日源自反送中條例示威的「如水革命」,影片分開九章,用順敘方式,交代2019年香港變天,各種標示著事件演變的重要場景,從第一位抗爭者犧牲性命、自殺明志,二百萬人遊行仍未能令政府撤回條例,催淚彈毫不猶豫地射到立法會議員腳旁,即如第一章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終結的開始),這場運動註定和過往的抗爭所通往的結局不一樣。
 
一個筆者印象深刻、不曾在網路上看過的鏡頭,是航拍俯瞰下,身穿黑衣的抗爭者被一方發放的催淚彈驅散,鏡頭裡沒有拍出防暴的一方,整個構圖是抗爭者在彌敦道兵分三路撤退,由於鏡頭是高處影下來,故此只看到大量黑點由密集狀開始向後分散,那一刻筆者頓然明白防暴警察為何稱抗爭者為「甴曱」,因為當權者是高高在上,以壓倒性的權力,視抗爭者為蟻民,甴曱的性命毫無價值,只要惹他們討厭,便可隨意並輕易奪命,鏡頭中隱藏了防暴的一方,更顯得背後凌駕於有形可見的極權暴力往後不知還會帶來怎樣的傷害,事實上影片另一段,正是防暴拖行已昏迷的抗爭者,其間另一個防暴恣意用穿上沉重裝備的腳踏在他的頸項上……俯瞰鏡頭出現時畫面是靜默的,也恍如上帝在天上的眼睛,悲憐地俯視眾生,再不是二百萬人乖乖規距的蠕動,那一點點雖渺小但迅速或聚或散的是一個個生命,那一刻觀眾只聽到自己被壓抑的呼吸聲,因為這是香港步入革命不歸路的轉捩點。

電影除了有香港人熟悉的經典片段,還加插了前線抗爭者的訪問,也包括醫護、社工、學生「家長車」社交網絡群組的管理者、曾被元朗白衣人襲擊的記者何桂籃、政治評論家李怡先生和佔中發起人戴耀庭教授,卻沒有任何政黨政客,影片清晰強調這場沒有大台的運動,是一反香港過往由社運團體、政黨、政客主導的運動,這場運動沒政客利益與計算,更不因循主流固守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方式。

自2014年香港抗爭運動裡出現了勇武(以武制暴)、「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以及泛民、本土派分歧的嫌隙,第一個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梁天琦在2016年「旺角初一事件」中襲警被控暴動罪,當時並沒有得到大部份和理非的同情,反遭割席;2019年7月1日佔領立法會同樣出現或留或撤的分歧,電影裡訪問了一位當時決定留守立法會內的抗爭者,從起初質疑主撤的人為何要強迫一致的行動,直至知道事源一個小女孩哭著生怕以後再見不到那些曾並肩作戰的手足,頓時釋然,這不再是頭腦上爭抝誰的抗爭路線更可行更有意義,而是從真摯的手足情化解當下的分歧,彼此的信任從那一刻始緊緊建立起來,一場沒有大台、和勇不分的抗爭因而波瀾壯闊!戴耀庭教授2014年發起佔中運動,從早期構思排除18歲以下的年輕人參予,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直至2019年他終承認勇武的成就確更大。在電影裡,戴本人正代表香港和理非的覺醒者。
 
2019年是最多港人寫遺書的一年,一個游泳健將成了裸體浮屍、一具被拍攝到疑似已失去知覺的人從一個狹窄的窗口高處墮下,所有我們的不解的屍體被稱「沒有可疑」。戰場已在街頭上各處開展了,香港人集體面對死亡及時刻被死亡威脅的恐懼,「理大戰役」中從黑水溝逃走的失踪者,最後發現他的手機訊號仍標示在水渠中…..雖然影片裡的經典鏡頭都是香港人熟悉的,但更重要的是影片把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如何因痛苦彼此連結起來的圖像,通過訪問和抗爭場面交錯,完整展示出來:721中一個穿珠片裙涼鞋的孕婦奮不顧身幫忙被白衣人圍毆的路人因而被推倒;11月18晚兵分三路救理大的抗爭者,有些是穿著白裇衫明顯是下班趕來;一班彼此不認識的人戰場上建立友誼,比家人還親,即使帶上面罩也能認出對方;一個第一次參予抗爭的中學生背著書包清晨在上學前擺設路障,心裡無比恐懼。事實上經過好幾個月下來由於大拘捕,前線的抗爭者愈後期年紀愈輕,往往只得十四、五歲,其中一名受訪的學生說,當時已忘了自己作為學生、兒子的角色,就好像只有一個身份——香港人,那一刻即使犧牲也要走出來……

影片終結,打出「香港人作品」五個字,導演周冠威在獲得金馬獎最佳記錄片的感言中說,這電影的存在就已經能給我們一點安慰和擁抱。是的,然而我更認為這稱為「作品」的弦外之音是,在2019年香港人「發現」了彼此同在香港土壤裡成長的血緣,即如李怡先生所說,運動中造就對香港身份的認同已是回不去的事,如是,香港人在發現彼此之時,「香港民族」很堅實地誕生了,這個正是發現與創造同時出現的成果!影片最後一章叫「香港人」,裡面訪問流亡台灣後仍選擇回港的人,他們相信「只要有香港人,香港便不會消失」、「抗爭就在生活中」,影片到最後,抗爭者沒有流露半點絕望。最後戴耀庭點出「香港沒有自主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隨後畫面出現「香港獨立」的旗幟。

電影章節上從「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到「香港人」可說是首尾呼應,一場運動洗滌了香港人的靈魂,「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聖經),一個族群在彼此相認下出現,我們不需要做猶太人,因為當家園有掠奪者企圖握殺自由生存的空間時,香港人仍未放棄並留守著。

《時代革命》與其說是一部紀錄片,不如說是一個關乎信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