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說

淺談《時代革命》獲金馬獎的藝術意義與香港電影的發展


撇開政治的角度,《時代革命》能夠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其實藝術意義亦相當重大。

有別於香港紀錄片帶給我們的印象,紀錄片在台灣發展興盛。與香港相反,在台灣商業電影發展較弱的情況下,恰恰卻為台灣的紀錄片提供了發展空間。以下幾點都可以看到紀錄片在台灣的位置。

台灣的電影盛事,除香港人熟悉的金馬獎外,其實尚有差不多20多個影展,所放映的紀錄片數量較其他地方的影展多。而台灣的公共電視亦會播放大量紀錄片,並且會發行DVD,可見台灣發表紀錄片的渠道相當豐富。

另外,當地政府亦相當支持紀錄片,台灣當局為鼓勵創作,設有多個獎項,例如今次提到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每年最多可達4部,甚至設有讓紀錄片申請的輔導金,以促進紀錄片的創作。

學術層面而言,台灣的紀錄片研究,更是兩岸三地中最完整的。

所以《時代革命》獲獎,實在非常難得。堪稱是在一片紀錄片的沃土中,立下了一面旗幟。

國安法後的香港電影仍有希望

國安法後,香港電影的創作空間無可避免地收窄,但再窄亦不會比1978年的伊朗差──親美的巴列維皇朝倒台,伊斯蘭政府上場後,有人以道德和文化獨立的名義燒毀電影院,相信是今日的香港人難以想像的。

然而伊朗電影沒預期中的倒退,相反於90年代開始復甦,發展到今日,除大師級的導演,與知名的作品:遠的有《小鞋子》、近的有揚威奧斯卡的《伊朗式分居》、《伊朗式遷居》外,甚至是行為上備受束縛的伊朗女性,亦產出了幾位國際上富名聲的女導演。對比之下,香港電影的環境雖然因種種原因,讓不少人失望,但明顯仍比當日的伊朗讓人抱有希望,樂觀得多。

當中國都曾經因為DV機的出現,而出現很多傑出的獨立紀錄片,今日香港的拍攝條件更進一步、YouTube與海外串流播放平台的盛行,環境上其實只會提供比當年的中國更多機會,讓有潛質的香港導演綻放光芒。相比環境的變化,筆者更擔心,香港拍攝賣座的商業電影導演日漸老化,後繼乏人的問題就更尖銳了。畢竟香港電影,需要更多的杜琪峯。

只是讓觀眾可惜的是,不分政治立場的優秀香港電影,不一定可以在香港再欣賞到了。

參考資料:

魏時煜(2016):《東西方電影》,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魏博士的書,內容豐富、耐讀,是一部了解電影史的好書,本人獲益匪淺,向各位讀者誠意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