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一生有多次離開中國、長居外地的機會，但他都沒有離開，選擇留在自己國家。他曾經說過：「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劉曉波直至病危時，才表示希望出國治病，他身邊的朋友認為，劉曉波此舉是希望讓妻子劉霞能得到自由。
劉曉波早年從事文學研究，1989年民運可說是他投身民主運動的分水嶺。八九民運期間，劉曉波曾作為「廣場四君子」之一，與侯德健、周舵和高新參與絕食抗議，又在六四清場前與戒嚴部隊談判，勸諭學生撤離。多本有關劉曉波的書籍都有記載，六四清場後，「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避走香港，劉曉波則躲在朋友家中。劉曉波曾經有機會到外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但當時「四君子」的另外兩人周舵和高新仍然下落不明，劉曉波認為「如果我尋求庇護或逃亡海外，而他們兩人被捕，我會背一輩子的道德十架。」6月6日，劉曉波被當街拘捕。
八九民運後，劉曉波遭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同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獄。1991年，當局以「說服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重大立功」為由，提早釋放劉曉波。1993年，劉曉波應邀以學者身分出訪澳洲，又到過美國哈佛大學演講，而這次出國並未有受到中國當局的阻撓。余杰撰寫的《我無罪：劉曉波傳》記載，劉曉波在外國期間，曾有朋友建議他申請政治庇護，留在外國，但被劉曉波拒絕。
劉曉波回國後，被當局沒收護照。《我無罪：劉曉波傳》提到，八九民運前，劉曉波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知識分子，留在美國是最好的選擇；但在六四之後，劉曉波一躍成為了人權活動家、中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所以他自覺「留在中國是更好的選擇。」外訪期間，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海外雜誌《中國之春》曾找過劉曉波訪問，當時《中國之春》執行編輯亞衣問劉曉波，留在中國的影響力，是否會比在海外大？劉曉波當時說，1989年回到北京並非為了民運，只是單純「出於自己處境的考慮」。但對於自己在民主運動能夠發揮的作用，他這樣說：「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劉曉波相信，不論自己以自由人還是以階下囚的身分留在國內，影響力都會比流亡海外大。
根據早前曝光的2008年劉曉波被捕前訪問，劉曉波透露他1996年被判勞改監禁，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當局曾勸他保外就醫， 流亡海外。當時劉曉波指自己還有一年半就完成刑期，拒絕了出國的機會。
劉曉波之所以苦苦堅持，不肯以流亡人士身分去到海外，很大原因是因為他對民主運動的堅持和對民主中國的情感，驅使他寧願留在中國受打壓，也希望民主的願景得以實現。
劉曉波2008年最後一次入獄，翌年他在獄中寫了〈我沒有敵人〉，他認為，仇恨會腐蝕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毀掉社會的人性、破壞人和人之間互相理解和包容，而仇恨最終會成為民主進程上的障礙。因此，劉曉波希望「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他並未有對打壓他的人抱有恨意，並不將中共政權視為敵人。劉曉波的鍥而不捨，在某程度上為他贏得國際社會的肯定，將他帶入諾貝爾和平獎的殿堂。《我無罪：劉曉波傳》提到，諾貝爾和平獎所以在芸芸民運人士中頒給劉曉波，當中涉及不少因素，劉曉波強調去敵人化、「以愛化解恨」的精神，是得到委員會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