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回歸祖國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使香港得以保留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則繼續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據該原則，香港可以繼續擁有自己的法律體系、經濟政策、金融事務以及對外關係50年；因而成為全國獨一無二的大城市。其中最受外資歡迎的獨有優勢，當然是沒有外匯管制，資金可自由進出；簡單稅制及低稅率；以及獨立且推崇法治的法律制度。
於去年六月於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表示，將全力爭取早日達成互利共贏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可見中美經貿合作是達致互利共贏的大趨勢。而香港基於一國兩制所賦予的獨有條件，可發揮促進中美經貿合作的獨有角色。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其當選靠的是高舉狹隘的美國本土利益，以討好廣大基層博取選票。他猛烈批評中國操縱匯率，導致美國流失大量工作機會。因此他聲言會對中國進口的某些商品，徵收45%的懲罰性關稅（美國的進口關稅為5至10%）；同時將打擊人民幣匯率以改善貿易順差。
從零和遊戲走向優勢互補以達致共贏
美國新一屆政府主管商貿經濟的官員，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要為正陷於困境的某些美國工業及其失業工人尋求出路；而非把責任推在性價比更高的中國同類商品之上。
雖然美國財政部也肯定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匯率改革的努力；但特朗普卻指責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變相令出口貨品變得便宜，從而增加競爭力。事實上，中國從沒大幅購入美元以抬高美元，相反卻是從外匯儲備中放售美元以支持人民幣匯價。故此中國被指操控匯率使人民幣處於低價位的指控並不成立。當然，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出現龐大順差，是因為中國商品價廉物美，深得美國普羅消費者喜愛，這其實也幫助了美國紓緩通脹及改善平民的「可動用入息」使用效益。
為吸引企業返回美國本土及導引美國的海外資金回流，特朗普倡議削減企業所得稅。背後另一目的是促使在中國的美國資金流走，以達致拖累中國經濟的效果。
香港是中、港、美合資企業稅務天堂
可是美國的聯邦企業所得稅率介乎15至39%，減幅有限；中國的外資企業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為15%），香港的僅為16.5%。這樣的稅率差，已可提供足夠誘因，令美國企業考慮與本港或內地企業，於香港成立合資公司，再把生產工序外判內地，以貼近龐大且增長迅速的內地市場（尚有具龐大發展潛質的「一帶一路」市場） ，而非撤回美國，並選擇以最具稅務效益的營運模式經營。
倘若特朗普真的一意孤行，對中國出口商品大幅提高關稅，香港因為「一國兩制」而被美國視為獨立個體，若中國出口倘先經香港稍作加工，再轉運往美國，可享稅務優惠，這不但對香港產生新機遇，也可保住特朗普並非順口開河的面子。
香港是中、港、美合資企業上市平台
當然具完善規管的香港上市集資平台，更是中、港、美合資企業集資，以拓展業務及把海外投資本地化的理想融資地點。倘中國的國企、民企，能訂下既清晰又能保障金融安全及國家安全的各種產業類別之「外資准入股份佔比上限」及規模等標準，相信更有助國家的「引進來，走出去」宏觀經濟策略。同時有助此等合資企業引入技術、提升管治水平、開拓雙邊市場、提升商譽、推升股價等。既產生優勢互補，對企業發展及市場公信力，產生積極效果。
香港是中、美匯率調控中心
香港作為最大規模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作為「中美匯率調控中心」。除了透過人民幣債券交易作穩定及調節匯率的工具；也可效發美國的「美匯指數期貨」，於香港開設「人民幣匯率指數期貨」的交易中心，提供衍生產品對冲，及作為中美貿易的匯率風險指標。
香港可作為智識產權
交易、交流與合作平台
美國經常質疑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執法力度不足，倘讓美國意識到彼此的智識產權利也可綑縛在一起，無論從主觀或客觀角度，中國也必著力保護自身有份的共同利益，這保障了中美在人才及科技創新力優勢互補下，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及市場拓展與創投資金引入更具效益。
香港憑著其完善的法制與及高水平的法治，可作為中美智識產權的交易中心。利用於香港締結合約受香港司法管轄權的保障，讓有需要的買家及智識產權擁有人，更有信心參與涉及中港的高新科技或文化創意事業合作項目或產業發展。
為擴大中美合作高新科技及創意產業的合作規模，中國可於「大灣區」的工業園或科技園，劃出「中美合作工業園區」，讓在港成立的中美合資企業，及在港註冊或交易的智識產權，於園區內以香港的法律及稅制管理。其實際操作，就等於容許於香港成立的中美合資高新科技及創意企業，租用國內的特定區域，進行在岸產業營運。既發揮一國兩制的獨有優勢，亦借助香港的獨有角色，創建中美合作共贏。
香港的河套區高新技術及專上教育發展區，就正好發揮香港在司法管轄權及科技引進限制的優勢，與接壤內地具有方便中外人才流到與轉移技術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