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元敬】
作者為註冊園境師、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園境建築課程主任
短短數月，先後有六名立法會議員被DQ，此事對香港的法治與政治必然影響深遠。被DQ的議員中只有姚松炎一位來自功能組別，正是本專欄多名作者來自的專業界別 -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記得上月DQ案判決當日早上，我還在跟姚的辦事處同事討論大嶼山的保育倡議工作，判決後立法會馬上便審議政府推出的「教育新資源」，對於在自資院校任教的我而言，對號入座地覺得幾件事都跟自己有關。一時間，腦海中不斷盤旋著對政治、專業、教育三者間的思考。
近年港府大力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原本叫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後來被重塑並加上「專才」兩字（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簡稱VPET）。2016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全盤接納「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早前向教育局局長提出的建議。詳情可瀏覽該小組報告及報告摘要。這引申到及後政府對自資院校在政策上的各種支援，包括今次的「教育新資源」。
世上有不少國家都很重視VPET，主要目的是在傳統大學課程以外為學生提供多一個選擇。稱得上為職業專才教育，自然是針對某個專業或工種而設的。但把其看成純技能性或純粹是為了投入職場的訓練，那便只能算是職業訓練，算不上是專業教育。
記得早年在建築系畢業後到一間建築師樓工作，一名資深繪圖員（行內俗稱「老揸」）問我知否屋宇署入一份則時不同的材料（例如石屎，金屬等）需要塗什麼顏色，我說不知道，然後他說：「我當年十幾歲入則樓做學師，第二個星期已經背熟了入則時各種材料要用什麼顏色，這些很基本，你在港大讀了三年建築，怎麼都不懂！」我當然明白大學教育跟做學師不能相提並論，但卻因此而引發了不少思考，為何我們可以在大學裏大講理論，做一些天馬行空的概念，到現實社會裏只須兩三年經驗，考取了專業執照後就可以領導一群經驗豐富的老師傅？究竟何謂專業，為何社會上有一群人，要被稱為專業人士，對某些工種享有壟斷地位，待遇（在同一行業內）高人一等？
這些思考引發到我讀第一個碩士學位時以專業教育作為畢業論文的課題。原來過百年以前已有不少社會科學的學者研究以上問題，並嘗試解答「專業」跟「職業」在社會政治環境中的關係及運作。早期的學者嘗試列出專業須具備的客觀標準（例如需要高深教育，多年訓練等），從而解答為何有些工種被稱為專業，但這種理論未能解釋為何社會上會有新的專業萌芽，和一個專業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後期一些的學者多認同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概念，指出不少職業發展成專業所需要經過的過程。到上世紀60至80年代，新一代的學者認為不同專業會因應社會和公眾需要而不斷自我重新定位，故此除了專業化外，更有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的概念。當中如Schudson和Cervero等老實而大膽地形容專業化為不同職業在社會結構中的不斷掙扎，並非隨機的社會變化而是一種政治鬥爭，指在讓某種特殊服務的提供者得到當權者的保護及公眾的認同，以便商討其服務範疇及操控市場。Cervero 更指出專業人士所解決的問題從來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專業人士自己去決定要解決社會上的什麼問題。
但這些學者卻不否定專業服務在社會上的貢獻，因為一個專業如得到當權者及公眾的認可，某程度反映了社會對該專業的需要。他們甚至認同專業透過操控市場而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有其必要性。因為不論在社會科學或法律的角度，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專業服務有別於其他交易，普遍是服務提供者比起客戶本身更了解客戶所需要的解決方案，而服務提供者要根據客戶的最大利益而並非自身的最大利益提供方案。最簡單的例子是病人看醫生，病人不會比醫生更了解需要開什麼藥去治療自己，而醫生決定開那些藥時不會以自身的最大利益，而只會根據病人的最大利益作考慮。持類似觀點文獻有兩個重要啟示：一是所謂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e）並非靜態的，亦不一定有助專業化過程，而是需要因應某個特定空間和時間社會所需要的服務而改變；二是任何專業需要得到社會認同，必須要具備利他主義的傾向（Altruism）。Hughes（1995)在其文章"the rabbits and lettuce: the dual role of professional bodies"中亦指出專業團體有兩個功能，就是爭取業界利益和守護其專業。前者並不單指金錢上的利益，還包括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等，而後者亦帶有兩個意思，包括專業的能力和專業的價值觀。兩者並無衝突，只要能守護着一套正確清晰的價值觀，爭取業界利益（即待遇和話語權等）並無不妥。
任何一個專業所承載着的，都不單是其技能與知識，而是專業背後的理念和價值觀。Cervero認為專業教育有必要誘發學生對其專業在社會結構層面作出調整的主動性。多年來在業界不同崗位營營役役，我多多少少已接受了這些理論和認知在香港這個非常現實，商業主導，以及專業功能化的社會只會越來越難體現。
但自從去年姚教授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引發其他人更為活躍參與社會事務，在之後的特首選委選舉中更見到一番新氣象，年輕人對未來多了想像，亦多了熱誠。過往此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多是向政府官員反映專業團體的聲音，或建立溝通平台讓專業團體向官員表達。姚教授卻發起或促進了不少項目，如屯門河活化、橫洲設計比賽、里山倡議等，這些都並非為業界爭取什麼實質利益，對象亦不只限於專業團體或官員，還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持份者，似乎把專業應有而崇高的理念和利他主義重新帶到一眾的專業人士身上。隱隱覺得這種把專業，廣大市民，和社會政治環境連在一起的運作模式，正正就是社會科學理論中專業教育必不可少的元素，亦是專業能在社會繼續健康發展的必要養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