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說

社會範式發生轉移 堅持法治必淪依法辦事


 

在討論有關香港上訴庭就東北十三子與雙學三子案的裁決的爭議時,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公會、律政司及特首都紛紛出言「捍衛司法獨立」,認爲批評法官「損害司法獨立」,「損害法治」,不可取。他們的説法值得質疑。

本事件中爭議可以分為三個問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是否合適?第二,批判法官是否損害法治?第三,上訴庭法官們的判決是否適當?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律政司内部討論中,檢控部門意見是不上訴,惟在司長袁國強堅持下才上訴。政府方面並沒有否認這個說法。以西方的政治倫理標準衡量,袁國強參與這個討論不合適。作爲律政司司長,他親自參與了政改與佔中的所有政治活動,並且與周永康在政府與學生對話會上交手。政改失敗與佔中都有可能令他對雙學三子持有負面的印象。他是出於個人情感、還是政治原因、還是「完全專業中立」地而做出堅持上訴的決定,實在瓜田李下。在西方類似情況,迴避是必須的選項。如美國前司法部長林奇迴避了希拉莉電郵門,現司法部長塞申斯迴避了通俄案。雖然基本法第6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但檢控專員也是律政司的一部分,並沒有規定律政司司長必須主管所有的刑事檢察工作。因此,由沒有參與政改等活動的檢控專員拍板才是最合適的方法。

兩公會集中為法官辯護,認爲「若對法庭判決提出沒有根據的抨擊,甚或表達該判決是受香港以外的政治考慮影響而作出,這些言論不但不合理,亦有損香港司法及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筆者在以往兩篇文章[1]中,已經討論過「具體到討論港獨及批評法庭法官的問題上,我認為應堅持同一把尺,只要沒有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都應屬於自由表達之列。」這次兩個公會沒有使用雙重標準對待建制與泛民對法官的批判,值得肯定,但公會意見仍然是「法官不能被批評」,這點我仍難以認同。

司法無法脫離政治

香港終審法院大樓正面門廊頂端佇立了正義女神泰美斯(Themis)雕像。

「法治」一向被香港引以為傲,在民主停滯、自由受威脅的政治現實中,它也被視為「最後的堡壘」。司法界人士維護「司法神聖不可侵犯」,有職業榮譽、傳統理念、甚至政治策略的考慮。故當有人質疑香港「司法獨立」的時候,政要與司法界(法官、律師與大律師、法學教育工作者等)的大部分人,第一反應都是否認,並不奇怪。

毫無疑問,司法獨立非常重要,但僅強調其重要而斷然否認香港「不存在司法不獨立」,則值得分析。狹義地說,司法獨立是指法官在審判時,不受任何政治壓力與其他外來因素影響,僅憑自己的專業素養,按照證據與法律條文作出裁決。廣義地說,司法獨立也包括法官裁決時,不受自己政治立場影響。這樣,在理想情況下,同一個案件,每個法官的判決都應該一樣或至少大同小異(假設以後AI進步了,可以用AI裁決)。

但實際上,同一件案件讓不同法官審理,判決與量刑都有差異,現在問題還越來越嚴重。就這次與佔中期間及其前後的系列訴訟看,在沒有實質性的新證據與論點的情況下,上訴法院與原訴法院判決差異極大。姑且認為法官沒有受任何政治壓力也沒有「主動投誠」(楊官出席親中律師團體活動也不能說他是「親中法官」),這些差異其實與法官本身的立場,即偏保守或者偏進步,有很大關係。立場差異為裁決帶來系統性的傾向,指的是,同一法官在一系列同類案件中都偏向同一立場。如上訴庭的楊官,在東北十三子與雙學三子案中都予以嚴判;在處理七警上訴案時也明顯持同情七警立場。

在社會較和諧時,立場差異可能並不重要,但在社會撕裂嚴重的今天,其立場差異就會放大與凸顯,甚至進一步「自發分化」,讓法官中的保守派與進步派的分野加大。最終會形成司法獨立,但「司法界不獨立」。[2]這樣,保守與進步兩個陣營在司法界的角力會成為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司法結果甚至法官的批評也只應視為政治角力的一種形式。

在同是普通法的美國,司法界的政治化簡直是家常便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政治立場,在高院審理的案件中有一錘定音的作用。是保守派法官佔優勢,還是自由派的法官佔優勢,往往能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比如同性戀婚姻、種族平權、持槍權力等等),決定美國的政治走向。於是保守的共和黨以及自由派的民主黨,每每為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爭崩頭」。比如去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拉斯去世,本來應該由奧巴馬提名,國會討論任命。但共和黨把持的國會硬是擱置了差不多一年,等特朗普上任才討論特朗普提名的人選。由於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總統提名,而且是終身制的,因此在總統競選中,是否委任選民心目中的那種意識形態的法官,往往成為選民考慮投票給誰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去年選舉中,很多投特朗普的人,就抱有特朗普會委任保守派大法官而不是自由派大法官才投特朗普一票。在下層的司法系統中也是如此。美國聯邦下轄13個巡迴法庭,各個法庭自由派與保守派法官的比例都不一樣。特朗普在上任之初提出「穆斯林禁令」,在自由派把控的第九巡迴法庭區被禁止,但在其他保守派佔優巡迴法庭區卻很大機會能勝訴。

既然法官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批評法官也毫不罕見。以美國為例,就算不引用最近特朗普用「所謂法官」貶低法官羅巴特,總統因裁決高調質疑法官並不罕見:傑斐遜形容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極度虛偽」;林肯曾批評首席法官托尼,暗示他參與了陰謀;小羅斯福在「爐邊講話」中指摘最高法院4個大法官太老,跟不上時代;艾森豪威爾說自己任命最高大法官沃倫是「生平最愚蠢的事」。以總統身分攻擊法官,豈非最可能干涉司法獨立?但美國的司法獨立從未被質疑。

社會範式轉移,堅持「法治高於一切」只會淪爲「依法辦事」

馬克思主義認爲,法律是一種上層建築,歸根到底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即便其賦予一定的公民權利,其終極目的還是爲維護現存的體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經濟基礎發展了,上層建築呆滯不前,就會成爲社會發展的障礙;同時,法律也必須要與其他上層建築(如民智)相適應。故維護當前體系的法治,法治高於一切,只能說在某種特定的穩定時期才有積極的意義,它不是金科玉律,更不能無條件及先天性地認爲其是正義的。馬克思主義還認爲,穩定是相對的,發展是絕對的。法治淪為「依法辦事」正是矛盾發展的結果。

這種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法治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經濟與政治的問題,香港恰好在民生與民主方面都有極大的危機。民生上,香港是全球領先的經濟體,積聚了巨量的財富,但貧富分化嚴重,居住面積全球倒數,恥辱性的蚊型單位大行其道。新界東北案中,青年針對的正是土地被「不正義」地使用。民主上,基本法規定下的普選遙遙無期;以往行之有效的行政吸納政治漸有變爲「二代」世襲與投機者混資歷的俱樂部;諮詢制度變成「你有你講,我不會聽」,甚至可免則免。人民的聲音不被統治者正視。這種情況下,香港社會發生話語體系的範式轉移,很多年輕人認為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不得不另找出路。暴力程度即便有也只屬輕微的「公民抗命」,成爲他們的選擇。對此是否應該理解與寬容,取決於法官有沒有足夠的智慧。

對青年寬容是中國的政治傳統

學生運動在中國有悠久傳統,用現在話語下都是公民抗命,其正義性也一直被肯定。毛澤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中國一直以「五四青年節」紀念的五四運動,學生火燒趙家樓,暴力程度比香港這些年輕人不可同日而語,但它一致被視爲愛國運動,至今還強調「五四精神」;「三一八事件」,女師大學生衝擊執政政府,軍警開槍留下千古駡名,魯迅寫下的《紀念劉和珍君》是語文中的必修名篇;現在中國大學每年都有一二九歌會紀念一二九運動,當時學生衝擊新華門與西直門,國民黨政府雖然反對,但事後亦無一學生被審訊;即便中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六四事件,中國宣傳中還念念不忘:沒有打死一個大學生。

中國政治傳統中對學生的寬容,是社會普遍意識的一種反映。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毛澤東說「世界歸根到底是你們的」。能有培養擁有社會使命感的青年,是整個社會未來成敗的關鍵。在儒家傳統中,知識分子堅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古代儒家眼裡的天下興亡,現在就是為一個美好、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奮鬥。知識分子就是天然要為天下興亡發聲的。而青年學生就是知識分子中最有衝勁、最有活力、最肯付出的一群。他們能為社會發聲,延續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

當然,何為美好、公平、正義,各人的看法都不一樣。比如筆者不認同佔中運動的形式,更反對港獨。但如劉進圖所言,社會不能「冤枉」這些年輕人是「壞人」,不應懷疑他們的真誠。青年有這種為社會付出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最大程度上給予愛護。正確引導與解決問題才是更好的方法。因此,即便青年學生在運動中有何過火之處需懲罰,也應從寬處理。上訴庭裁決為「以儆傚尤」而從重處理,不符合中國傳統政治倫理。

註:

1. 勿用藐視法庭罪打壓言論自由 (明報,2017年2月24日)

   再論言論自由與藐視法庭——與任建峰先生商榷 (明報,2017年3月2日)

2. 香港進入「司法界政治化」時期 (上報,2017年08月19日)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