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鄧永謙】
作者為新福事工協會關懷貧窮學校事工主任
認識好些朋友，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抗爭運動結束，都顯得有點失落與無力。走到較前的想著如何走出這個困局，卻未可以就運動的完結而釋懷，再加上社運人士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捕，在三權同謀底下，以較嚴重的量刑標準判決，社運界感到憤慨及無力。然而，這群人大部分都不是走得最前者，他們只是一群仍要為生活營營役役，卻有幾分對社會問題覺醒的升斗市民，數目很多，就夾雜在你我的當中，每個人都很想做點事，卻摸不著腦袋從哪裡著手。到底該投入參與還是採取觀望態度，大家有點手足無措。每每看見有政黨或組織帶出來的議題或發起的行動，就隨著和應，因感到個人能力有限，跟大隊總不會下錯棋子，卻有可能被動地跟著團體的理念走，未必會是大眾真心想實踐的東西，究竟怎樣開始參與？確是一種需要深思熟慮的學問。
政府常常說，我們應該盡公民的責任，有權利也有義務，大家知道當中的義務是甚麼來的呢？就是我們用來要求別人的玩意。無論管治手法如何，社會狀況如何，或是和諧，或是緊張，或是正直，或是腐敗，都喜歡用義務強加諸在人民的身上。當政府分配資源不均，掌權者說已盡了力，請你們要擔起公民的義務善用及不要濫用資源；當城市發展遇上扭曲的規劃，掌權者會說他們已很專業地諮詢各人，市民要有其義務配合重建；當全城進行三權合一的審判時，掌權者仍說判決是合情合理，市民有義務履行公民責任守法引以為誡，免再犯錯。義務的詮釋，原來只在當權者手中，任由它去賦予給平民百姓，而人民只是他們玩弄在手中的棋子。
其實，在眾多種義務中，掌權者通常不會對市民說他們有這種義務——就是市民有義務去監察政府的運作。我們是有權亦同樣有義務這樣做的，只可惜我們一直身處的社會，接受資本主義式的社會發展模式，當中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私有產權生活化等社教化的影響，導致我們認為不需要理會政治，英殖時期已剝奪人民對人權及各種政治權力的認識機會，造就了今天我們的無動於衷，若要提升市民監察社會問題的能力，體驗及倡議式的公民教育是其中一種方法，讓人民參與體會，並在當中進行獨立而批判的思考，客觀地反思種種社會問題。其實，你不去找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人民要看見它的良善和醜惡，而不是懼怕和逃避，人民要認識它真正的精神和意義而不是盲從附和。
正如維克多．西格提．米哈波侯爵（Victor Riqueti, marquis de Mirabeau，1715-89）說過，當掌權者統治過了頭，對政府而言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權力集中而過大，最終在社會中只會形成單向導的聲音，所有人都只能聽從少數人的指令，加上這城祟尚精英主義，成為決策及權力核心的人，必定是上流有權有勢之士，他們認為專業和地位是最信任得過的。普通小市民在掌權者眼中，雖然口說文明、民主和平等參與等偽口號，卻仍守住權力核心的位置，統馭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整體詮釋和權利。將監察的能力和權利歸還給市民，讓他們參與社會事務中，才是文明民主，平等參與的真正實踐。
究竟市民若想為社會做點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筆者看到很多想改變的年青人，如何走上前線，其中一個途徑，就是他本身懷著一種謙虛並開放的心，不是首先去參與任何行動，而是去學習和經驗。找一個你關心的社會議題，要留意只找一個先不用太花心，如關注東北發展，走去別人辦的研討會、導賞團，與持分者交流，再參與組織的義務工作；又如關心貧窮，進入某個議題，認識當中面對不公義對待的被壓迫者群體，與之對話交流，表達自己的想法，多元地從不同向導去關注你想知的東西，經過獨立的思考與咀嚼，相信學習者必定能自行選擇對社會問題的立場和看法。
而正正本地市民最缺乏的就是獨立思考，這種能力需要個人懂得跳出所有有立場的觀點去看事情。也許有人說香港人哪有這麼多時間去學習獨立思考，即食和消費文化才是本地的主流，再加上近年的花生文化，要大部分市民有獨立思考能力，就像太陽從西邊升起一樣。這份悲觀絕對明白，但相信仍會有人願意作出這種嘗試，讓香港邁向一個新的局面。
現時，已經不能再單單倚靠議會、政黨或個別組織去幫助市民發聲和爭取權利，平民百姓必需要有自發的心，當身處的社區遇著各種需要市民正視的問題時，主動引發關注和討論，就如面書專頁：「樂活鰂魚涌」，群組嘗試監察社區民生，改善區議會運作，面對疑難嘗試去集結回應。當一個個民間小群體凝聚力量，在本位行動以深耕細作的態度作為經，對關注的事以靜水深流的態度為緯，就像細胞般，等待爆發和增加影響社會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