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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廣場案三疑點待終院裁決


 

公民廣場案三名學生領袖的量刑,從裁判法院判社會服務令,到上訴庭應律政司申請覆核刑期,改判入獄六至八個月,落差非常巨大,引起廣泛爭議,估計案件將會上訴至終審法院,屆時終院將要就此案引發的三大疑問,作出終極裁決,這三大疑問是:

(1)案件是否涉及嚴重暴力成份?上訴庭應否推翻裁判法院就此問題作出的「事實裁斷」( finding of fact)?

(2)被告人的犯案動機並非為了傷害他人或謀取私利,而是為了爭取民主、公義等良好目的,量刑時應否考慮?可否成為減刑因素?

(3)被告人對行動不幸造成個別保安員腳趾輕傷表達歉意,但對當日行動無怨無悔,在法律上算不算有「悔意」( remorse)?量刑時該作何考慮?

(左起)羅冠聰、黃之鋒和周永康在上訴庭覆核刑期裁決前,在法院外向支持者講話。何君健攝

對於公民廣場案中三名被告人的行為,裁判官張天雁在判詞第八段作了明確的事實裁斷:「根據法庭就事實之裁斷,第一及第三被告(黃之鋒、周永康)主要的涉案行為是攀爬圍欄進入已關閉的政總前地。而第二被告( 羅冠聰)的刑責較其他兩名被告為重,因為他的行為涉及煽動其他市民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另一方面,案情顯示他在台上作出呼籲期間,曾不停向在場人士提醒他們要遵守秩序,注意安全,及提醒他們行動有法律風險。他亦建議學生及不清楚責任的市民不應參與是次行動。」

對於發起群眾一起闖入廣場,裁判官的判詞清楚指出:「 案中亦沒有證供顯示在會議中或在台上作出呼籲前,第一被告(黃之鋒)已經一早知道保安員必會作出實質阻撓,而集會者亦會以推閘或爬欄堅持進入 … 根據他自己以往參與在前地舉行活動的經驗,保安員只有口頭勸諭他們離開,並沒有和保安員或警察發生過肢體衝突的情況。 不能排除第一被告和在場人士在最初宣佈進入公民廣場的那一刻,有可能真誠相信保安員未必一定會積極阻止他們進入。」「法庭未能肯定第一被告在台上呼籲那一刻, 若然在場集會人士跟隨他所呼籲一同進入前地,保安員必定會以口頭勸諭以外的方法阻止他們進入」,因此,裁判官裁定黃之鋒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控罪罪名不成立。

但裁判官裁定黃之鋒和周永康「 在爬越圍欄前和進行期間已知道保安員和警員對進入前地的市民正作出實質及肢體上的阻止,但他和那些市民仍強行進入。他們一同以爬欄和推閘進入前地的行為是擾亂秩序及帶有威嚇性。他們的行為亦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因而裁定他們參與非法集結的控罪罪名成立。

至於第二被告羅冠聰,由於當天擔任大會司儀,在行動前呼籲集會群眾參與,雖然他按事前會議共識,提醒參與的市民要和平、理性、保持克制及舉高雙手,保持秩序及注意安全,並提醒參與者行動是有法律風險的,但當時他已經知道警方對進入前地的市民正作出實質及肢體上的阻止,市民按他的說話去做,強行進入前地,會構成擾亂秩序及帶有威嚇性的行為,所以裁判官判他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名成立。

對於強闖公民廣場行動造成他人身體受傷,裁判官判詞指出,「當晚有10名政府總部的保安員在阻止市民進入前地時受傷。然而他們受的多只是輕傷,大部分為觸痛,除了保安員陳XX的傷勢較嚴重,左腳拇趾有瘀傷及腫脹,近節趾骨底有輕微骨折」,「但控方沒有證據證明傷勢是由誰造成,亦沒有證據證明各被告對那些襲擊知情或有任何參與。」

從以上裁斷,公眾可以看到,裁判官為何認為這宗非法集結案件涉及的暴力成份不算嚴重,從案件的實際後果來看,相比過去大量的類似案件,這宗公民廣場案的肢體推撞算是輕微,只有一名保安員在推撞後驗出腳趾受傷,而且沒證據顯示係三名被告人造成。從被告人的主觀意圖看, 三名被告人的計劃包含了蓄意降低暴力風險的細節, 而且把細節公告於行動呼籲內,參與者亦大致遵從呼籲,沒有拳打腳踢,也沒有使用任何武器。

既然案件涉及的暴力程度屬於輕微,裁判官量刑時便有較大空間考慮被告人的背景和動機,體諒他們是學生領袖,參與社運只是為了爭取民主普選,並且盡了很大努力控制行動的暴力風險,而事後對保安員不幸受傷也有歉意。因此,裁判官最終輕判他們社會服務令,藉此給這些年輕及初次犯事的青年改過自新的機會。

不過,上訴庭對於這些事實,卻有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詮釋和推斷。上訴庭認為,「從當時客觀的實際環境看來,即政總前地剛加建了圍欄、學聯較早前兩次申請進入政總前地均已被拒絕、圍欄閘口因保安原因全是關上、有多名保安在圍欄前後維持秩序、 警方也在附近,強行進入政總前地必然會遭遇攔阻,所以答辯人等事前一定可以合理地預計得到,參與行動的人和保安及警方發生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其後更認為「 答辯人等事前一定可以合理地預計得到,參與行動的人和保安及警方發生衝突,有保安因而受傷是無可避免的。」

「參與非法集結的人有數百人,成功強行進入政總前地的有數十人,有部分人繼而強行移開圍住旗杆的鐵馬,之後參與者在旗杆下圍攏。整件事件歷時約12分鐘,時間不算短。在過程中,雖然保安員和警方勸喻和試圖制止,警方甚至兩次展示紅旗,警告參與非法集結者不要衝擊,否則會使用武力, 但他們仍繼續他們的不法行為。」「事件中共有10名保安受傷。雖然他們大部分的傷勢較輕,只有一位較嚴重,暴力程度不能因此就說是很輕微。」

「他們雖然事前已知道強行進入是違法的舉動,但仍然一意孤行,違法也在所不計。他們的行徑不僅是自以為是,更是漠視法紀。」「 答辯人等當時是民主運動學生領袖,對所屬的大專生和中學生組織及其他學生都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計劃是次大規模的違法行動,自己帶頭參與其中,第一答辯人號召而第二答辯人更煽惑群眾參與.........,包括學生犯法,亦把他們置於和保安及警方發生肢體衝突、並因而可能受傷的風險之下,這些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亦加重了他們的罪責。」

上訴庭判詞羅列的更改刑罰的主要理據來看,上訴庭比較重視的是案中行動的規模(數百人參與、包括學生)和潛在風險或威脅(可能觸發大規模攔截和肢體衝突), 以及被告人對執法者的態度(蓄意組織逾界、漠視警告和阻撓),並非實際損傷後果和現場衝突激烈程度,雖然公民廣場案中實際肢體衝突不嚴重,受傷人數極少且傷勢輕微,上訴庭仍定性為一宗「涉及暴力之大規模及嚴重的非法集結」。 這個定性實質上是一種概念轉換——從案件是否涉及「 嚴重暴力」,轉換成是否涉及「嚴重暴力風險」。

一旦這樣轉換概念,重新定性為「犯罪情節嚴重」,被告人的犯案動機是否為了社會公義,便不用再作考慮,根據普通法案例,只有輕微的案件才能考慮這些背景因素, 涉嚴重暴力的案件是不會考慮的。而且,既然被告人不認罪,也不認為自己的行動本質有錯,那就表明是沒有真正悔意,就算向保安員致歉也沒有用。上訴庭最終改判三名被告人入獄六至八個月,藉此警剔和阻嚇其他社運人士,希望減少發生大規模的衝擊保安防線的非法集會。

裁判官既看到三名被告強行闖入廣場的犯法事實,同時亦看到他們事前協議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公開呼籲集會人士加入行動時,也強調保持克制,遇阻截即高舉雙手,裁判官接受這是一宗既有暴力成分,也有刻意控制暴力風險的特殊案件,表面看來矛盾的事實卻辯證地同時並存。上訴庭卻選擇非黑即白的解讀,三名被告人既然不顧警方勸喻,堅持聚眾闖入公民廣場,他們之前講的一切關於非暴力的說話,就是「空口講白話」、「口是心非」、「自欺欺人」,上訴庭只看到案件涉及暴力,拒絕承認被告人有非暴力傾向及曾設法降低暴力風險。

原審法官親自聽了控方和辯方所有證人在庭上如何作供,翻覆觀看了現場錄影片段,以及控辯雙方律師的盤問、質疑和結案陳述,然後對案件涉及的事實作出裁斷,再按這事實裁斷來論證在法律上罪名是否成立、若成立量刑是輕是重。到了上訴階段,上訴法院一般會尊重原審法官的事實裁斷,集中就著法律原則的理解和應用進行覆核, 一般不會把自己對案情的解讀和推斷拿來取代原審法官的事實裁斷。可是,今次上訴庭確實這樣做了,推翻了裁判官基於庭審證據作出的事實裁斷,即案件涉及的暴力成分並不嚴重,代之以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及嚴重案件的裁斷。到底上訴庭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普通法制度的傳統和規則,將要由終審法院作出權威判決並解釋理由。

按照裁判官的邏輯,日後衡量一宗社運衍生的非法集會有多嚴重,主要還是看衝突場面有多激烈,有多少人因此受傷,從而衡量案件是否涉及嚴重暴力成分,因而作出較重的處罰以起阻嚇效用。以往警方及保安員很多時會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積極或實際阻止示威者衝越防線,或只是作出口頭勸喻。然而,按照上訴庭的邏輯,日後只要警方或保安員堅持強硬地阻止示威者,即使示威者只是嘗試尋找空隙逾越防線,而最終引致一些輕微肢體碰撞,就算實際受傷的人不多,受的只是輕傷,只要人多勢眾,就會因為潛在暴力風險高,而被界定為嚴重暴力案件,必須重判即時入獄,縱使示威者努力保持克制,盡力減輕衝突,也於事無補,不構成減刑因素。

到底哪一種邏輯,較符合《基本法》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對集會自由與公眾秩序設定的平衡點?哪一種量刑尺度,更符合香港的法治傳統?這些重大而影響深遠的問題,正等待終審法院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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