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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案13人被囚 上訴庭vs 原審裁決 vs 公民廣場案


 

13名社運人士2014年在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撥款時衝擊立法會,被判非法集結罪成,上訴庭早前推翻東區裁判法院判罰社會服務令,改判各人入獄8至13個月。眾新聞翻查東區裁判法院2016年的原審判詞,當中提及量刑時表示,被告集會為社會發聲是一件好事,即使採取過激手段,卻不算同類案件中最嚴重。不過上訴庭不認同看法,認為原審未有合適考慮暴力成分及阻嚇性。

以下是新界東北案中,原審、上訴庭的裁決,以及上訴庭在公民廣場案的判詞:

  原審 上訴庭
為東北居民發聲及對公民抗命理解 被告們沒有一個住在涉案或者受影響區域,他們的行為似乎都是為了別人的利益發聲,法庭認為為別人或者權益受影響的人士表達意見,本身不是一件錯事,尤其是可能是社會一些受忽略的人發聲,更加是一件好的事。

不過當然表達方法、使用什麼程度的手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法庭對這點不會表達任何意見。法庭要做的是,假設有人在進行這些集會期間違反法律,法庭就要依照法律處理。法庭相信已經依照法律處理,因此將被告定罪。
賀輔明勳爵所形容的「公民抗命」違法行為,應是指案情較輕微的那些案件。若案情嚴重,法庭定當要給予執法這公眾利益更多的比重。視乎案情的嚴重程度,法庭可能給予「公民抗命」這個犯案動機很少比重或不給予任何比重,當法庭這樣做時,不能被理解為法庭否定犯案者的理念,因為正如上文所說,法庭從來都不會對政治議題作出裁斷。

……再者,答辯人等也不能以「公民抗命」為減輕罪責的藉口,因為他們當天所作的不符合賀輔明勳爵在Jones案所指「公民抗命」的精神,而是罔顧法律,並以暴力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的擾亂行為。
暴力程度 法庭認為,他們的行為由始至終都只不過是打算進入立法會,並不是打算傷害人或者令財物損毀。當然,他們不應使用上如此激烈手法進入立法會,法庭已經將被告定罪,從法庭角度而言,已經將界線訂出。

但法庭認為,被告訴求相當清晰,不是一個認為使用暴力——例如以暴力發洩不滿,或者因為一些就算正確的事用傷害別人的手段——令別人聽取自己意見或者改變看法。法庭認為,被告做法與上述說法不能相提並論。

……最後,法庭認為,暴力只會衍生更多暴力……無論如何,法庭認為被告在本案所做的事是過激手段,但看整體案情,並非同類型案件中最嚴重的。
就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法庭會給予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極大的比重。法庭在判刑時的主要考慮是要懲罰及阻嚇那些干犯罪行的人,並以儆效尤,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

至於犯案者的個人情況、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其他違法者罪責是否更重等,一般來說全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的理由。

……根據原審時雙方同意或無爭議的證據,本案所涉及的暴力行為是突發的,也沒有證據證明有任何預謀或事前的策劃,但卻是大規模的;答辯人等的暴力行徑更是蓄意和嚴重的……原審裁判官明顯的意思是答辯人等當時使用的「過度激烈手段」其實是暴力,因而指出「暴力只會生出更多暴力」。
悔意 如果被告有悔的話,反而法庭認為他們不是太有原則,如果是覺得有需要或被忽略的人爭取公義或者發聲,的確不應該對這一想法有悔意,應該是堅持。

法庭希望被告想下、反省一下,可否有一些不會傷害別人的方法可以做到,或者有否更聰明的做法,同樣可以表達意見,又不會犧牲別人、或者將別人安全置於危險位置,這些要被告及其他人去想。

但法庭認為被告——可能一個半個例外,絕大部分被告都沒有否認案中行為,絕大部分被告清晰地在報告中表達願意接受刑責,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事情。法庭認為願意接受後果和責任,可以是悔意的其中一面。
犯案者對法庭表示尊重,並不一定就是真誠悔意的表現,因為每個在法庭席前的與訟人都要尊重法庭和遵守法庭的程序。他們這樣做是理所當然,與悔意並不一定有關。若犯案者沒有其他表現真誠悔意的行為,只說他尊重法庭並不等同他有真誠悔意……

本庭可以理解為何這些答辯人對為東北發展項目發聲或表達他們反對的立場沒有悔意,但他們對以涉及暴力的嚴重違法手段衝擊立法會沒有悔意,只是顯示他們自以為是,可以肆意行事的心態。因為他們持這樣的心態,法庭必須對阻嚇他們重犯這個判刑元素給予更大的比重……
判詞 量刑裁決連結 判詞連結

 

此外,上訴庭在「雙學三子」公民廣場案中批評有人「鼓吹違法達義」,在新界東北案中,則釐定了公民抗命原則,但認為東北案被告不涉及公民抗命。

上訴庭新界東北案判詞 上訴庭公民廣場案判詞
套用在非法集結的量刑,若犯案情節輕微,法庭在衡量各判刑元素時,若認為合適,可以給予「公民抗命」這個犯案動機較大的比重,而輕判犯案者。若犯案情節嚴重,如涉及暴力,則如上文所述,法庭需要給予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較大的比重,而給予「公民抗命」這個犯案動機較少的比重,或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不給予任何比重。

綜合上述的分析,法庭在量刑時,應該對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給予很大的比重,而對答辯人等個人的情況、犯案動機,包括「公民抗命」及為受東北發展項目影響的人發聲等犯案動機,及更生這判刑元素給予很少的比重。本案恰當的判刑必然是即時監禁,別無其他判刑選項。

法庭雖然會考慮答辯人等個人的情況和犯案動機,但和答辯人等的主張相反,那些事宜並非案例所說的特殊情況,讓法庭可以處以即時監禁以外的判刑,包括緩刑和社會服務令。

 

主要撰寫判詞的潘兆初法官:
因為答辯人等的犯罪情節嚴重,所以法庭需對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給予較大的比重,而相應地對他們個人的情況、犯案動機、更生的判刑元素給予較少的比重。法庭對他們判處的刑罰必須具備足夠的阻嚇,防止他們重犯,和以儆效尤,阻嚇其他人不要模仿。因此,恰當的刑罰必然是即時監禁。

至於答辯人等的個人情況和犯案動機,法庭當然會考慮,但正如剛才所說,只可以給予較少的比重,而這些事宜亦不是任何特殊的情況,足以讓他們不需要即時入獄。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仕,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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