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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被縱火案賠償・在情理與法理之間的爭議


 

「買咗保險,安心晒!」保險不是護身符,又怎能令人安心?「有保險,咁至有得賠;冇保險,咪冇得賠囉。」事實又如此簡單?

在討論所謂的「第三方責任保險」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之次,首先要釐清民事法之下「侵權法」(Tort)的概念。

大學的法律系學生,通常在第一年都會讀到「合約法」(Contract Law)和「侵權法」。十多年前,筆者為興趣修讀了法律本科的課程,記得教授講到,「合約法」就是合約雙方建立了一個明確的關係之後,各自的權責問題,而「侵權法」處理的問題,就是未必有合約關係雙方的權責問題。

概括地說,「侵權法」處理的問題,理論上包含了因疏忽及蓄意兩種情況下,任何人對他人構成損失而要負上的責任。但是在現實當中,不少「侵權法」處理的問題,都是關乎消費者與提供商品和服務一方權責的矛盾。另外一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關於「侵權法」的情況,就是在公共場所,尤其是道路上,所發生的意外。

不同司法管轄區,對權責也有不同界定。畢竟,法律與政治有互動的關係。普遍來講,進步主義比較盛行的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一方「需要負責」(at fault)的機會較大。話說回頭,在美國經常會聽到消費者因意外受傷向生產商追討鉅額賠償的新聞,現象的背後除了因爲美國法制有集體訴訟的機制,更重要的原因是戰後美國司法界的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以保障消費者的良好意願為前提,確立不少傾向消費者一方的案例。

1992年,79歲的 Stella Lieback 在車上不小心倒瀉熱咖啡在自己身上,令她 6% 的表皮造成三級灼傷。新墨西哥州法院最初裁定,快餐連鎖店麥當勞要向 Lieback 賠償20萬美元,以及270萬美元懲罰性賠償;原因是陪審團接納控方律師建議,要以麥當勞「一、兩日售賣咖啡的收入」作為疏忽處分。

最終經上訴後,雙方估計以不少於60萬美元的金額庭外和解。但 Lieback v McDonald’s Restaurants 可以說是近代美國侵權官司的經典案例,後來甚至被 HBO 拍成紀錄片 Hot Coffee。在麥當勞之後,各連鎖快餐店都被牽涉入類似官司,並且紛紛在熱飲的杯上印有警告標語。老實說,誰才是這連串索償的大贏家,相信自有公論。順帶一提,我記得在千禧年後,加拿大的連鎖咖啡店 Tim Hortons 曾經訕笑美國連鎖快餐店的熱飲標語,更成為一時佳話。不過在2013年 Tim Hortons 也被一位遭熱飲灼傷的顧客索償,恐怕到最終沒有誰比誰更消遙。

事實上,自1970年代起,美國已經有人提出要對侵權法進行改革(Tort Reform);幾十年來,侵權法在歐美等進步社會,都是重要的政策議題,而且可以斷言,這個極具爭議的題目,將會隨著政治文化的變異,不斷在像鐘擺般迴蕩。可是, 經商的人,總不可能等到立法完成後才「打開門口做生意」。所以,每次經歷過一宗索償,生產商和服務提供者便會作出相應的措施,例如在產品包裝印上各種千奇百趣的免責聲明,最重要就是年年向保險公司進貢,購買「第三方責任保險」。

美國是世界上「商業責任保險」最大的市場;單單是美國,每年的保費逾千億美元。原則上,保險公司對受保的一方,除了賠償(settle claims),還有兩大責任:一,提供法律辯護支援(duty to defend);二,免除責任(duty to indemnify)。換句話說,大家所認知的責任保險(Liability Insurance),其實是一種「預繳形式的法律服務」(prepaid legal services);同理「醫療保險」(Medical Insurance),其實也可以被視為「預繳形式的醫療服務」(prepaid medical services)。

預繳比起按次收費廉宜,這是常識吧。原則上,越大的企業,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就越有相關的需要。不過,在現實當中,某些企業達到一定的規模,從成本效益計算,可以透過「自行承保」來處理相關的法律責任;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容許企業「自行承保」無疑是一種減低社會整體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安排。

根據香港法例第272章《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汽車使用人有就第三者風險投保的義務。不過,相關條例的第4(c)段寫明,任何人只要向庫務署署長作出價值$2,000,000的繳存,並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便可以豁免於相關的投保要求。事實上,這項豁免也反映了政府對「第三保」的態度:最重要是在發生意外的時候,相關的駕駛者有能力作出賠償,履行其法律責任。

香港的法制對消費者和產品及服務提供者的權責平衡,算是非常合理,故此一直以來,香港也沒有太多相關侵權法改革的聲音;記憶中,法律改革委員會在過去廿多年來,就只有兩宗與商業侵權法有關的報告;一份是1998年的《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研究報告書》,另一份就是2004年《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報告書》。假如要我以最簡單的語言去概括地綜合兩份報告書的核心精神,就是要依據公眾的合理期望,去清晰界定產品及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過去幾日,發生了一宗我認為甚為值得理性討論的事件。話說,民主黨立法會鄺俊宇,替今年三月港鐵被縱火案的傷者爭取賠償,港鐵則轉介索償個案予保險公司,惟保險公司委託公證行回覆傷者,稱事件是由縱火者一手造成,港鐵亦已迅速、有序處理事件,無任何責任故拒絕賠償。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左二)陪同部分港鐵縱火案傷者和家屬見傳媒。照片由民主黨提供

事件惹來不少輿論,坊間報道亦將矛頭指向港鐵。有人認為,既然事件在港鐵範圍內發生,而且港鐵是賺錢的大企業,所以港鐵必須負上責任。

平情而論,在縱火案發生後,港鐵已經發起了募捐,也撥出二百萬元予傷者。金額是否足夠,見仁見智,但是總不可以說,港鐵沒有盡企業社會責任。但從法律角度看,要是傷者有充分法理依據認為港鐵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其實無論保險公司的回覆是甚麼,有關人士仍然可以循民事法途徑,向港鐵索償,就像 Lieback v McDonald’s 一樣。

事實上,索償者除了要證明港鐵要對縱火的風險有一定的合理預期,更要證明港鐵在事前事後有所疏忽。至於成功索償的機會有多大,相信法律專業人士,自有判斷。

在網上社交媒體,我也見到有人提出,假如港鐵在今次縱火案有責任的話,那麼早幾天在巴士上有一名女子被他的男朋友被襲擊致死,巴士公司又是否同樣有責任?又或者,假如有人在港鐵範圍內毆鬥,受傷的雙方甚至被波及的其他人,又是否可以向港鐵索償呢?

亦有人說,港鐵有責任確保乘客不會携帶危險易燃物品進入其管轄範圍。其實根據港鐵附例:「任何人不得以構成或相當可能構成火災危險的方式將任何已燃點的煙頭、火柴、煙草、液體、物質或任何其他東西放置或拋棄在鐵路處所。」問題是我們是否希望每天在出入港鐵站的時候,像某些局勢不穩的地區一樣,要經過安檢才能進站事實上,行禮如儀的安檢,也未必真正可以防範有心犯案的人,但是卻無端平添更多矛盾和糾紛,對社會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易見。

當日縱火案發生,列車到達尖沙咀站後,車廂內仍火光紅紅。

我留意到,在三月的縱火案後,港鐵範圍內的便利店,已經不再出售打火機,而且港鐵也在最近的站內宣傳,嘗試教育市民不得携帶易燃物品。假如有人覺得這些舉措有點杯弓蛇影,我只會說作為一個每天服務數以百萬計乘客的公共服務機構,這些風險管理是必須的,就像 Lieback v McDonald’s 之後快餐店熱飲杯裝上的警告標語一樣的自然。

我同情縱火案中無辜被牽連的傷者,也明白代議仕為民情命的熱誠,但是責任的問題並非單純主觀的感覺,而是需要理性客觀的分析;假如說港鐵有疏忽的話,申索者無論在法庭抑或是大眾輿論的層面,也應當拿出相當的證據,不可以單憑一句「港鐵是大企業就必須負責」就當作是充分的理由;否則香港也沒有條件說甚麼法治社會。這個道理不難明白;這個體會,尤其是在此時此刻,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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