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在2013年應戴耀廷邀請，毅然辭去前半生投放大量精力、推動內地公民社會的兩個中心主任職務，全身投入佔領運動。三年多下來，戴耀廷繼續走在前線，推動立法會選舉「雷動計劃」、區議會選舉「風雲計劃」，陳健民則選擇漸漸抽離社運前線，因為加入佔中時，陳健民答應家人：「你畀我做最後一次，博一鋪。」
面對可能明年開審的妨擾罪，及未知的牢獄之災，陳健民看得相當淡然，「我覺得好閒，既來之，則安之」。他連獄中要看的書單，也想好了大半。
「世界民主化歷程中，畢竟面對過要有一批人坐監，問題是邊個坐啫，但其實有這個條件是一種blessing。我不能要求每個人參與都這樣，養家養不到、精神承受不了，但我可以走這一步，某程度上是祝福來的。」
「博一鋪」過後，中央對普選底線未變，更突顯陳健民耶魯大學老師Juan Linz所說，專制體制下難以容得下民主的「子系統」（sub-system）。
陳健民承認普選之路遙遠：「坦白說，為何說是搏一鋪，因為輸了之後，不知道何時何日先有普選，對香港能夠有普選是很遙遠，一日習近平當政，都覺得沒有普選。習近平十九大之後可能普京化，現在已經不是短期有可能雙普選的事，現在是守住香港社會（價值和價值）不要進一步倒塌。」
陳健民接受眾新聞專訪時說，他和戴耀廷的心態很不同，現在是戴耀廷政治生命的開始，但他自己選擇沉澱觀察，用學者身分寫書、向公民社會講學。
「如果你問佢（戴耀廷），前個幾十年他大部分都在書房渡過他的人生，我那20年是周圍走，一樣要應大付大學出文等，但很多時間周圍走，特別在中國，如果香港人見到我參與政治事務，那在大陸（參與程度）是比香港多幾倍。」
「我想佢現在開會的程度，好似我以前咁囉，哈哈哈！」
「以往我用很多時間做組織啊、見人啊、開會啊，作為一個學者，老實講，我不能滿足於自己這種位置。我很想很想有安靜的時間，沉澱寫作。這種學術也不純粹是學院式學術，而是希望給大眾看的，至少大學生、一般人看，而不是給學者看的。我心中是想這種寫作，但我需要安靜才能做到。」
陳健民表示，每個人的人生階段都不同，他二十幾年沒有給時間給家庭，「我都在中國，香港幾次政改，2005年、2010年去談判、以至佔中，都花了很多時間。所以過去20年人生中，用了相當多時間，投入社會走在最前，不論是中國、走到中聯辦，或者佔領前線。」
「我覺得……都欠了自己太多，我自己看了很多這些方面事、思考了很多，但無法靜下來，所以坐監一定要做的事，就是這個（寫書），確保入面有地方可以寫書。」
除了對自己，陳健民也覺得虧欠女兒太多。「也可以想像我家中幾慘，有幾何會見到我。我囡囡花名叫我『陳離港』，即係成日都不在香港。」在答應戴耀廷時，他同時答應家人最後一次走在最前線參與。
佔領落幕後，陳健民也曾經歷過一段沮喪時期，「因為用咁大氣力，政府一啲都唔回應你」，第二年選舉年，民主派及傘後團體成績不錯，稍微看到希望。
陳健民同時開始寫書，紀錄佔領運動過程及理念，由2013年3月27日開記者招待會發表佔中信念書開始，十章書寫了三章，但寫到第四章的商討日一度寫不下去。「因為那兩年期間，本土派和泛民互相攻擊，打到不得了，甚至很極端，全部都是name calling，無晒商討精神，那種情緒都會影響無法好好地去寫，所以擱置了一邊。」
佔領爭取不到普選方案，是意料中事，但令陳健民難過的是，民主派陣營、尤其年輕人互相攻訐。「佔中期間，為何推動商討日，是因為民主不只是選舉政治，而是社會理性對話。傘後連民主運動內，都無從對話，這個對我是最深挫折、最難受的情況。」
「特別是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最願意和年輕人對話，以往來說，最積極的年輕人最願意和我這類教授對話，但雨傘運動後，最積極的都走去本土派、不願意和我對話——覺得你好討厭，阻住晒。」
在旺角騷亂、宣誓風波後，本土派明顯內部調整，陳健民看到對話的空間。「現在反而好一點，是運動至此，本土派自己進行調整，慢慢看到用勇武方式，是不能持續，承受不了這麼大代價，判三年、四年，梁天琦可能判五年、七年以上，這個代價太大。」
「一碰到極限，他們開始要思考更長遠策略，包括梁天琦等不會說遊行無用，就算港獨派，都願意多些對話，反過來老一輩對港獨、自決派也同情多了，更明白他們為何這麼大憤怒，因為很明顯，雨傘後中共最大的訊息是，一國兩制下不會有普選的，對年輕人來說，我不會放棄普選的，便放棄一國兩制，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陳健民過去推動內地社會公民社會發展，更曾擔任內地民政部轄下基金的顧問，出席大小官方及民間NGO活動。佔領期間，他不得不辭去前半生經營的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及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兩個主任職務。他過去也見盡內地NGO遭打壓、認識的有心人及學者入獄，如今自己在香港也面對牢獄之災。
陳健民形容，內地關心公民社會及香港的人，一直認為香港是他們所追尋的社會楷模，所以三子遭起訴對他們衝擊很大，「慢慢地看到香港大陸化，開始出現政治犯，嘩，直頭覺得心寒」。在實際交流層面，內地嚴防香港倒過來影響全國，所以加強控制部分內地學者來港簽證，「他們很多人下來交流困難了，以前在香港可以很安全看世界，突然可能難過去英美，真的想不到！」
不過對自己要入獄，大學時深受台灣美麗島事件的陳健民毫不在意，認為民主化過程中，總有人面對牢獄。正如他寫信給公民廣場案入獄的雙學三子周永康、黃之鋒、羅冠聰，「有條件熬這一刀，只要不被摧毀，不變得憤怒行事，出來後為運動注入新的道德力量。」
他半開玩笑地說，「Benny（戴耀廷）以前說，不會坐（監）很長，現在不同，要用年計，哈，用年計就年計算，都無辦法啦！」
如今陳健民無法回內地，與內地學者交流只能私下去談，從大半生在內地的事業退回大學研究，不能走在第一線推動。陳健民形容當然可惜，但強調對參與佔中無怨無悔，「如果有一日法庭定罪後引用報導說無悔，我都會講多一次，我真係無悔，我以參與雨傘運動為榮。」
至於一河之隔的內地，陳健民說公民社會早已撒下種子，只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統治下，未能開花結果，等待合適時機。
我經常說一個比喻，在一個旱季時，很多植物都會死，但有些植物生長根尋找地下水，到下一場大風大雨，這些植物通常更加堅固，因為根抓泥土抓得更深，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是這樣，我們做的事，短期內基本上都吹倒，拘捕的拘捕、封艇的封艇，很多受控制。很多人來到香港跟我私下談，都說過去做的事，今日仍然相信，如今他們只是在地下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