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信和樓社會學系樓層中，有一張2003年七一後的《經濟日報》陳年剪報，大字標題寫着：跳出象牙塔 「瞓身」社運 陳健民要做「大腦」。內文寫道，陳健民「多年來親身參加、研究社會運動的經驗，令陳健民深信，爭取民主一定要有群眾基礎，再結合知識分子的力量，配合適當的策略，才有望成功」。
「要做社運think tank」，是陳健民過去十多年的寫照，2005年及2010年都有參與政改方案協調，在溫和手段中嘗試每個可能性，2010年更以普選聯成員身份走入中聯辦。不同的是報道提及初入建制、「與陳健民亦師亦友」的碩士論文導師劉兆佳，如今已在建制舉足輕重，陳健民也感覺溫和對話路線「走到盡頭」。
要理解屬溫和派學者的陳健民為何答應戴耀廷邀請，必須要由2012年前後的局勢開始說起。
2010年民主黨因支持立法會超級區議會方案，原先算盤是隨即啟動特首普選談判，但其後2012年立法會選舉遭激進泛民攻擊，在選舉失利，黨內很大怨氣，認為遭中共疑似有組織打擊。據陳健民了解，當時民主黨向中間人投訴遭北京「出賣」，「2012年我的判斷是，民主黨已經不願意再做任何談判」。
陳健民2011年起也曾應中聯辦邀請，兩次組織學者上京，「都是禮節性、沒有實質上對談，好一點是同一兩個『護法』傾，但其實是空洞的，不是要處理下一輪特首選舉的事。」在香港而言，雖然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2010年後承諾盡快開始處理2017年普選特首的事，最終還是沒有寸進。
陳健民形容：「咁搞法，點搞啊？你們根本不是談判之後持續下去，更不能向社會表示，上次談判是有意義、有良性互動的，將談判的人置入危險的境地，只是令社會覺得被賣了、騙了。」
當時陳健民自己也向內地中間人表明，若北京不回應政制，以後都不聯繫。「就是想給一個signal佢、唔應該咁處理香港的政治問題，條橋差唔多已經燒晒，break down晒」。
只是中央依然沒有積極回應，當時陳健民強烈感覺與北京「走到盡頭」，前景相當悲觀。一直投身推動內地公民社會的陳健民也意識到，內地社會問題「粉身碎骨、做好多世都做不完，都做不了多少」，有時候回頭看看香港，投入的努力不成比例。
在缺乏希望之際，2013年1月，戴耀廷在《信報》刊登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引起社運界及政界激烈討論，戴耀廷2月初接受訪問時，點名陳健民與朱耀明參與組織佔領運動。陳健民形容，「好像call你回來，宗教上好像一種呼召」。
當時身在法國巴黎出席研討會的陳健民接到朱耀明來電，朱牧沉重地問：「戴耀廷點了我們的名，健民你做不做？」陳健民理解朱耀明是指，「如果我做，他就做；我不做他就不做」，「如果不落水，戴耀廷所說的只會變成一篇文，在《信報》出了、就算了。如果落水的話，我當時還有溫和學者的網絡，牧師在政黨及民間社會有影響力，一放進去件事會很不同。」
較少人知道的是，當時與陳健民同在巴黎的，還有協調民主派的民主動力時任召集人鄭宇碩。「我看着鄭宇碩，鄭宇碩說要組織一個聯盟，即是後來的真普選聯盟，但鄭宇碩很憂愁，皺晒眉頭，因為當時要將民主黨和人民力量放埋一齊。」
「兩黨自從2010年都打了幾年，選舉又多仇口，就算黃毓民走了，人力和民主黨放在同一個平台會怎樣呢？我看着鄭宇碩真的很憂愁，但戴耀廷是充滿希望的、永遠樂觀的，他覺得自己不只爭取到普選，還可以爭取到公民提名。」
「你想想香港危機，有兩堆人在這裏，一個是真普聯、很憂慮的鄭宇碩，另一個是充滿希望、要先前衝的戴耀廷，我最終選了戴耀廷，如果只剩了真普選聯，是不會解決到（政改）這件事，因為政黨這條路此路不通。」
三子中，戴耀廷明顯樂觀，朱耀明感性，陳健民則自評「悲觀而積極」。在組成三子時，已經「打定輸數」。用陳健民說法，是要「博一鋪」，希望北京看到港人「嚟真」，意識到危機感。
「我當時同戴耀廷講5%喇。點解咁講呢？因為當時中國大陸見到的，是七不講，公民社會不准講，憲政即係民主不准講，連憲政講都不准講，點會給香港民主，還要真普選？這種是太過反方向的發展，可以想像機會是幾咁、幾咁、幾咁微呢！」
成為佔中三子初期，研究及推動內地公民社會的陳健民仍然時有回內地出席講座。陳健民幽了文化人梁文道一默說，「初初仲去，是梁文道害死我，哈哈。梁文道說，爭取普選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為何搞運動就不會去（內地）？應該多點回去！我宣佈佔中後，我照回去（內地），因為梁文道這句話，因為爭取《基本法》賦予的權利，為何爭取權利就好像變成罪犯，一定與中央處於敵對關係？」
2013年間，他仍冒著高風險參加過內地一兩場研討會，但到了同年7月內地《南方都市報》在深圳舉辦一場講座，由陳健民擔任主講嘉賓，數日前突然接到通知因「不可抗力」及「場地原因」取消，改由另一名歷史教授演講。主辦單位的人事後解釋，是省公安廳命令，陳健民不能公開演講。
有高級的開明內地官員提醒陳健民：「太危險了，你不要回（內地）去，因為已經是公安接手這件事，公安有時比國安更懂得用下三流手段，你在酒店時丟個女人進來、在街被車撞等，都有可能。」
「第二，不只不回內地，澳門也不要去。澳門都唔好去，唔好信一國兩制，哈哈哈。真的可以夾我回去，坐洗頭艇回去。」
陳健民說，當時還有寄望大陸願意談判，爭取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如果說公民提名不行，請交代邊個方案得？我們沒有說過只是公民提名，就算真普聯三軌方案，都沒有說『缺一不可』這個字，所以很開放地討論。」
「我唔係一定佔啫，點解一定將我打成敵人呢？開始時有少少希望，後來好快無。」
當時形勢一如陳健民預計惡劣，在2013年至2014年間，陳健民從內地多個渠道知道，中共只會給篩選的普選方案，當時甚至不是佔不佔領的問題，而是阻止運動向暴力方向蔓延。
「最溫和的政黨（如民主黨）都不肯談判，不用想其他喇，只會否決你！年輕人會怎樣，當時已經很多憤怒，一定會劇烈衝擊，甚至走向暴力化。」
「我當時覺得佔中已經是唯一的方法，用一個和平的方法，能夠帶領運動、透過建立壓力之後，打開對話之門——我們當時講明，商討公投後，會要求（和政府）對話，不過到那一下沒有對話，整了一個8.31（決定）落來。」
歷史不能改寫，但早於2014年，佔領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