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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案3大疑團:李國寶、廉署、特首監察


 

 

73歲的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今年內經歷兩次審訊。今年年初第一次審訊,被控3項罪名,包括: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因陪審團未能達成大多數裁決,有關控罪需要重審;一項藉公職人員作出不當行為罪(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利益)罪成,被判入獄20個月,今年4月獲准保釋等候上訴;另一項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建議何周禮提名獲授勳時隱瞞二人關係)罪名不成立。

控方在首次審訊傳召多達43名控方證人,包括當時已宣布參選特首的林鄭月娥、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前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劉焱、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余振昌等。然而重審涉及的控罪只有一條,因此須作供的控方證人也減至22名。在兩次審訊均有出庭的證人供詞,還有庭上提及過的人物和事件,留下了什麼疑團?

李國寶 (左) 2007年曾任曾蔭權 (中) 競選辦主任,今次案件控方指控兩人之間有錢銀關係,但原因細節仍有很多疑問。資料圖片

一、李國寶的角色

控方在庭上多次提及曾蔭權跟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的關係,指控曾太秘收李國寶35萬元,再滾存為後來匯予東海聯合的80萬元人民幣,以及質疑李國寶是資助曾蔭權貼身保鑣於歐洲住宿及交通費差額之人。

對於控方指控,辯方一概反駁,質疑是純屬猜測、缺乏實證。辯方未有解釋35萬元現金的來源,但強調不能單以金額相同、兌現及存款時間接近,便推測為同一筆金額。

前行政長官常任秘書長麥靖宇,負責批准該名保鑣贊助事宜,但就堅稱不知道贊助人的身份。面對控方追問,若不知對方身份,怎能確認贊助不涉利益衝突時,麥靖宇聲稱,外遊為行政長官私人事宜,不會追問其友人身份,又反指贊助對象為該名保鑣,並非行政長官,因此能較容易判斷利益衝突問題。

李國寶於本案角色究竟是什麼?他是否如指控般匯入資金予曾太?是否贊助過行政長官私人保鑣的外遊費?這些行為會否引致利益衝突?為何曾蔭權跟李國寶會有錢銀往來?另一方面,辯方也提出過,曾蔭權曾經向李國寶開出一張面額20萬元的支票,以李國寶身兼雄濤廣播股東的身份,為什麼曾蔭權以行政會議主席處理雄濤廣播牌照期間,從未有為此作出申報?有關金額是作什麼用途?記者曾向東亞銀行公關查詢,獲回覆指不會就事件作評論。

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余振昌。資料圖片

二、廉政公署調查工作

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余振昌,在首次審訊作供時,提到廉署曾經考慮過應否接見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但指若接見李國寶,必須在警誡下進行,而根據以往經驗,相信李國寶並不會與廉署合作提供有關資料,加上之前約見東亞銀行職員要經過多重關卡,需時5個月方能跟所有相關職員會面,故此決定不接見李國寶。余振昌在重審作供時,卻沒有再提此事。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執業大律師查錫我表示,余振昌的說法,「絕對不是廉署的常規做法,廉署不會假設一個人不合作而不去找他,不會遇難而退,應是迎難而上。」但查錫我指,或者今次個案,廉署在行動上有其他考慮,才決定不跟李國寶落口供,至於有麼考慮,則每宗案件都不同,「在一些個案中,可能時間上怕人洩露調查內容,而延遲落口供,但今次李國寶的情況,我不知道為何廉署有此決定。」

曾任廉署調查主任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強烈質疑余振昌違背廉署調查的慣常做法,林說:「余振昌提到見李國寶必須在警誡下進行,只有嫌疑人才要作警誡,對着嫌疑人,廉署不可以假設他不合作而不見他,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ICAC九成的案件都不用調查。」

《眾新聞》向廉署查詢, 根據余振昌的說法,是否一旦被調查對象採取不合作態度,廉署就不會接見他或跟他落口供;是否一旦相信某個調查對象不會合作提供資料,就不會接見或跟有關人士落口供等問題。廉署發言人未有回應。

廉政公署調查曾蔭權案至今超過4年。資料圖片

三、監察行政長官制度的漏洞

案件另一具爭議性的,就是媒體於2012年報導曾蔭權涉接受私人飛機、遊艇等款待,曾蔭權遂公開多番表明,自己過往多次外遊,均有遵守「內部守則」,即是在不涉及利益衝突的情況下,能接受邀請,並會按照市場價格付回交通費。

曾蔭權在傳媒報道後,成立了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由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出任主席,委員會甚至向行政長官辦公室查詢過有關守則,辦公室回覆寫明守則詳情、行政長官從何時開始遵守守則。

然而,在控方的盤問下,兩名行政長官辦公室高官,即前行政長官常任秘書長麥靖宇,以及前行政長官副私人秘書蔡傑銘,均承認沒有任何文件紀錄該「內部守則」,他們更稱事前對該項守則聞所未聞,而回覆委員會的資料,是來自曾蔭權。控方盤問下,蔡傑銘承認,該項守則由行政長官一人自訂;麥靖宇更承認,該守則於行政長官的腦裡存在。

換言之,關於行政長官的申報,到底有什麼制度規管?

李國能2012年出任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報告建議至今未全面落實。蘋果日報圖片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和第8條,均未對行政長官一職存約束力。條例第3條訂明,任何公職人員未得行政長官許可,不得索取或接受利益,否則即屬違法;第8條則訂明,任何人經政府部門、或與公共機構進行事務來往,而向受僱於該部門或機構的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即屬違法。然而,上述條文仍未將行政長官納入規管,因此律政司今次只能引用第4條來控告曾蔭權,即規限行政長官不能接受利益,作為運用職責影響力的誘因和報酬。

張達明認為,條例第3條直接列明在任何情況下,有關人士都不得接受利益。然而,本案涉及的第4條,除了先證明行政長官接受利益,還要再證明有關利益是否引致行政長官作出某些行為的誘因或報酬,變相增多爭拗點。張達明認為,若將行政長官納入第3條和第8條的規管,不但能訂明更簡潔的標準,甚至對行政長官本人而言,也有更簡潔乾脆的指引,「相反來說,是一個保護罩」。

翻查獨立檢討委員會於2012年的報告,早就建議立法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內,同時成立一個法定獨立委員會,以就行政長官接受利益事宜給予許可。該獨立委員會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立法會主席,共同委任3名有崇高社會地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若建議獲政府當局落實,行政長官在接受利益方面所受到的規管,將與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看齊。

然而,事隔5年多,該委員會在前特首梁振英任內未有成立。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於首份施政報告,承諾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第3及第8條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行政長官,表示會盡快解決相關的憲制及法律問題。眾新聞向政府查詢修例時間表、以及會否接納獨立檢討委員會就成立新法定委員會的建議,行政署只重申,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第3及第8條適用於行政長官,涉及《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規定,也涉及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政府必須通盤考慮相關憲制和法律規定及運作問題,會盡快解決相關的憲制及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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