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警司朱經緯，在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涉以警棍在旺角毆打青年鄭仲恆，被控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控辯雙方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作結案陳詞。辯方指，朱經緯對鄭仲恆用武，背後具警務人員執行法律的基礎，朱經緯當時是真誠卻錯誤地相信，鄭屬於不服從的人群之一，故擁有有限度豁免（qualified immunity）及良好的信念（good faith）。控方卻質疑，朱經緯認為鄭仲恆的行為有攻擊性，以及稱當時用武是讓鄭服從的說法。控方認為，朱經緯是基於佔領運動時的壓力、憤怒及復仇心態，才對鄭仲恆用棍。
以下是控辯雙方結案陳詞重點：
辯方結案陳詞
一、《公安條例》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賦予朱經緯合法權力執法
辯方代表大律師彭彼得（Peter Pannu）指，案發當日，朱經緯是行使《公安條例》第17(3)條和45條，以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A)條，所賦予警方的權力。
《公安條例》第17條說明，警方規管集會、遊行及聚集的權力。當中第(3)款說明，警務人員和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可以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以阻止舉行、停止或解散（視屬何情況而定）任何公眾集會、公眾聚集或其他集會、聚集或遊行，以及進入正在進行集會或有人聚集的任何處所或地方。
《公安條例》第45條說明，警方在不損害《公安條例》所授予的其他權力的原則下，可使用所需的武力以阻止任何人犯或續犯《公》所訂的任何罪行；以逮捕正犯或合理地被懷疑將犯或已犯《公》所訂罪行的人；或以遏止任何在行使《公》所授予的任何權力時所遇到的抵抗。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A)條則說明，作出逮捕時武力的使用。當中第(1)款指，任何人於防止罪案時，或於進行或協助合法逮捕罪犯或疑犯或非法地不在羈留中的人時，可使用就當時環境而言屬於合理的武力。
二、朱經緯擁有有限度豁免（qualified immunity）及良好的信念（good faith）
辯方表示，案發當晚情況混亂，現場有大批群眾聚集，行為曾由「被動進攻」（passive aggression）轉為「主動進攻」（active aggression）。警方需多次呼籲群眾離開現場，以及阻止他們衝出街道。當朱經緯趕至彌敦道上海商業銀行增援時，是真誠但錯誤地相信（honest but mistaken believe），包括鄭仲恆在內的人群屬反抗的人群之一，故認為當時有需要使用武力，協助警方驅散人群。而當朱經緯看到鄭仲恆對其他警員作向前傾的動作時，他是從鄭的表情作迅速判斷（split second decision），鄭的行為屬侵略性，才繼而對鄭用武。
辯方指，朱經緯用武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製造痛楚，迫使對方服從，以及維持治安，並非因心情差，才對鄭仲恆用武。所以，根據《公安條例》第46(3)條和第53條，朱經緯擁有有限度豁免（qualified immunity）及良好的信念（good faith）。
控方結案陳詞
一、朱經緯對鄭仲恆用棍是出於報復心態
控方指，當時鄭仲恆身處行人路，無違反禁制令，期間一直遵從警方指示往新之城方向離開。即使他曾向警員前傾，其腳步並無變慢或轉變方向，行為不屬「主動進攻」，朱經緯亦無法確認，鄭是示威者之一。鄭仲恆是行經朱經緯後，才被警棍擊打。控方質疑，朱經緯為何在鄭仲恆服從警方指示期間，仍認為有需要讓鄭服從指示（Why was it necessary to make Cheng compliant when he was already complying with the police direction to leave?），認為朱經緯用警棍打鄭仲恆的行為，是要報復鄭當時向着警員向前傾的舉動，又認為《公安條例》第45條、第46條，以及其他法例，均無法為朱經緯提供合理理由。
控方引用警察指引內的Use-of-force Continuum（武力使用進階列表），列表為警員提供使用警棍前需考慮的標準，其中一個標準為「主動進攻」，那代表「警員受到身體上的攻擊」，而並非「意圖構成嚴重身體傷害」。控方認為，辯方引「主動進攻」作為使用警棍的理據，並不洽當。
二、質疑朱經緯堅持棍打鄭仲恆背部的說法
控方又指，朱經緯在作供時承認，警隊在使用警棍的訓練中，會學習在大肌肉群中找出特定的「神經動向」，從而令該些位置短暫失去功能，但頸部並不包括在內。朱經緯亦曾在庭上形容，頸部的位置屬lethal（致命的）。控方認為，上述的原因能解釋，為何朱經緯在庭上指，他當時打中的是鄭仲恆的背部，而並非頸部。
三、質疑朱經緯稱相信鄭仲恆行為屬攻擊性，以及擊打鄭目的為令鄭服從的說法
控方指，鄭仲恆當時將頭轉向警員的動作，任何客觀合理的人均不會認為，該行為屬攻擊性，質疑朱經緯稱相信鄭的行為屬不服從，或具攻擊性的説法。
控方又指，當時鄭在經過朱經緯、繼續行走的情況下被擊打，形容鄭當時正服從警方的指示，故認為朱經緯指，當時有需要擊打鄭的說法沒有客觀基礎，質疑朱經緯並非真誠或合理地相信，當時擊打鄭目的是讓他服從。
四、朱經緯引用的法律條文，是事後想出來的解釋
控方表示，朱經緯在作供時曾指，他向鄭仲恆用棍時，未能依據確實的法律條文。控方認為，朱經緯在庭上引用的法律條文，是事後想出來，目的是為對鄭作違法行為提供正當的理由。
五、朱經緯是承受佔領運動的壓力，才用棍擊打鄭仲恆
控方引用警察指引中，提及Use of Force的篇章，當中指，當處理涉及公眾的事宜時，警方須展現高度的自律及自制。除非警方確切地（action is strictly neccessary），或別無選擇下需要用武（otherwise unable to effect the lawful purpose），否則警方不能採用武力的方法處理事宜。控方認為，朱經緯當時的行為違反上述的指引。
控方認為，朱經緯是因為憤怒，以及承受佔領運動期間的壓力，才用棍擊打鄭。控方直言，遺憾地，這不能用作解釋朱經緯棍打鄭的理由。
控方指，要證明被告干犯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須符合6個原則：1.) 被告襲擊鄭仲恆；2.) 被告有意圖襲擊鄭仲恆；3.) 鄭仲恆受到實際身體傷害；4.) 鄭仲恆所受的身體傷害由被告造成；5.) 被告當時是否正使用合法權力；6.) 被告當時是否真誠地相信，當時需要向鄭仲恆使用武力。控方指，被告已承認，他是有意圖襲擊鄭仲恆，這點沒有爭議。
控方指，需時處理法律問題，案件將在周三再作陳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