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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自嘲「不孝子」 獄中學懂感恩父母不再疏離


 

在壁屋監獄過了80多天,周永康獲終審法院批准保釋等候上訴,步出法院前,他與父母相擁,感受到彼此的溫暖,重拾了一段曾經疏離的關係。「如果現在回望(出獄一刻),我心入面有種感受。那種感受就是,明白當刻我出來,他們不需要再擔心。」周永康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次「奇妙旅程」,讓他思考「我怎樣做才令他們安心,這個是學習做一個兒子好關鍵的部分。」

保釋當日,父母為他備妥文件、帶環保袋來裝他獄中收到的書、為了做人事擔保和現金擔保做了很多文件的往來,這些看似瑣碎的事,都讓周永康感覺到溫暖。「大家好少去講些甚麼說話,那種溫暖是一種關心來的,大家不介意付出時間同心力,是真的關係非常之好,才會令到這些事發生。」那天中午, 一家人再次同檯食飯,父母會留意不要點太油膩的食物,也會提點他將油膩的放一邊,要食得清淡令腸胃適應,「因為監獄裡所謂的營養餐單都是很多油,所員都話出到去之後會瀉到仆街,食油膩食物會令情況加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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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受訪時,憶述與父母關係的變化,也是他成長的一部分。何君健攝

周永康是家中長子,有一個弟弟。他以前不理解父母的擔憂,訪談期間兩次形容自己是「不孝子」。猶記得他第一次被捕,是在2014年7月1日的「預演佔中」,「那時候父母是否在香港,我都不肯定。你看幾大鑊,我連他們在不在香港都不記得。所以話,『不孝子』是其來有自的。」家人事前全不知情,他坦言那次完全是他一意孤行,被捕後他又選擇了「踢保」,家人用不著來保釋他,後來父母知悉情況後也沒有跟他討論。但據周永康理解,父母因為他那次被捕,才知道兒子原來走得那麼前。

那年7月,周家並沒有很多緊張的場面,但到了8月,情況就不一樣。8月31日,全國人大通過「831決定」,「和平佔中」當晚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中午周永康一家人食飯,周永康決定要出席集會,結果與父母出現口角,「我覺得有些事就是應該要做的,爸爸就話是否需要這樣犧牲呢。」周永康當時站在自己的角度出發,「在我的角度,就會覺得,嘩,如果我今日都不出來,還有誰會出來。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 這樣。」他形容當時是率直地表達、單方面覺得要做,以致那餐飯最後不歡而散。

2014年9月開學,周永康忙於籌備罷課;父母不在港,直到雨傘運動接近清場的時候才回來。「928」當日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父母在海外得悉事態,周爸爸隨即聯絡周永康,「我爸send message 給我,話要負責任,千祈不可以有人命傷亡,除了要為自己負責,都要為其他人負責。」爸爸不支持佔領行動,只能說是理解事情發展至今的原因,他更希望的是大家坐低傾。

至於媽媽,周永康只是印象中記得她的措辭更強硬。「我完全醒唔起exact wording,她的意思就是『你對唔對得住我』,即是你做的事對唔對得住阿媽,你令到我們這麼擔心,應不應該這樣做。」周永康猜想這是在雨傘運動前的對話,因為運動之後,他一直在前線忙著,家人之間反而沒有出現過大衝突。

現在想起來,周永康對於媽媽有更多的了解。「我理解阿媽是不會同個仔女記仇。她生得你出,就是為你好的。她也是good intention,希望你過得好。那時她是激氣,意氣說話,『點解你咁樣呀,點解你唔聽教聽話。』她言下之意是表達對你的擔憂,她驚你這樣會出意外,她驚你可能傷害到你個身體,亦都傷害你的心靈,令到其他人罵你。她覺得不鍾意,不想見到,想保護個仔,其實是出於保護的心態。」

雨傘運動時,周永康(右)全情投入。資料圖片

雨傘運動之後,學界出現「退聯潮」,時任學聯秘書長的周永康身上如有千斤擔,他有感墜進了「黑暗長廊」,自覺當時狀態十分脆弱,唯有回到家,最感受到家人的支持,「其實家人唔Q理退不退聯,因為這對比傘運是非常小的片段。在家人的角度而言,他們關心的是你個仔被人鬧,在這個情況下,他們是應該給予個仔心理上的支持。所以他們的態度就是沒有怪責的意思,沒有怪責已經是最大的支持。」

周永康感覺到,自傘運後,家庭關係開始改善,因為彼此發現要投放更多時間,令到大家在關鍵時刻可以互相支援。「那種是,不是擺到明的討論,而是大家覺察有這樣的狀況,而去調整自己的角色同時間,這個是感受到的,所以你問我,我那時已經關始感激我父母。是否可以坦白自己的感受?不完全是,因為以往一段好長的時間,大家都是各奔東西,不習慣表達自己內心感受。」

「情況是,我或會多點時間在家食飯,或者是覺察,我媽是否好想煮飯給我食。這個反而是我做多了的事,我覺得,他們有時間的話,都想同我相處,我覺得這種是默契。」以往,父母忙於工作、他又忙於開會,很容易就忽略了媽媽的感受,「我去開會的時候,有沒有留時間俾我阿媽,感受她,其實我返屋企食,她都盡量想煮給我食,而我有沒有appreciate這東西。」

在傘後的人生低谷,周永康遇上佛學,也是令他學會感激萬事萬物、感激父母的原因。佛家重視「感恩」,「其中一個關鍵是體會同感恩父母之情,因為這個延伸開去,天地萬物包括父母都在孕育你。如果你見不到這種關係,你從何論及實踐社會公義?裡面少了很重要的拼圖。這代表,你不覺察其中對你好有恩的部分。」

周永康(左)與周父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感觸落淚。《蘋果日報》圖片

直至到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提出刑期覆核,周永康與羅冠聰、黃之鋒面對入獄之虞。判刑當日中午,「一家人食飯,我都喊咗次,因為覺得對唔住佢哋,令佢哋擔心、擔憂,嗰時覺得係好過意唔去嘅一件事。嗰時都有同佢哋講,我覺得我以後要做嘅事,就係唔會令佢哋咁樣擔心同擔憂,先係負責任。」

「所以我覺得,呢個經歷(坐監)呢,我們是掌握到,學習到怎樣成為一個更加⋯⋯我想不起個形容詞,即是一個更加『乜乜』的仔,孝順?我有點猶豫,因為我覺得孝順好似是一定要做的啦。我怎樣做得更加恰當或者更加完滿,真的盡到孝心,令到他們不會擔心,會proud of you,覺得這個仔是好的。我要令到他們有這個感受,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日前周爸爸生日,周永康在生日卡上所寫的其中一句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因為我真的好認真覺得這句話說得對。這個出發點才會意識到,你不純粹為了自己好,而是為了其他人安心。這在以往的時候,好少放在心上,尤其是對父母。但是,我覺得80多天在壁屋裡面的經歷,這對我來講好重要,好重要。」周爸爸生日當天不在港,但自從保釋以來,周永康不時會打電話與出差的爸爸聊天,「我打電話給他,他都說,我打給他真是非常感動,真的要多謝袁國強。」說罷一笑。

周永康解釋當日為何要「多謝袁司長!」:

投身雨傘運動令到父母憂心,但其實周永康自小是父母眼中的乖仔,成續好,父母很少操心。他在獄中想起父母照顧他的很多細節,發現父母不僅以身教讓他學會關心他人,更著意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給他,讓他自行探索。

周永康的父母從不直接說希望兒子成為正直的人,而是透過身教,潛移默化,「譬如他們在家中談公事的時候,會講到同事,會說這個人剛懷孕了,那個人家裡有些問題。他們不時都講,他們怎樣去幫忙同事面對難關,譬如他們會給對方一筆錢,讓他度過經濟困難。即使是同事剛同男朋友分手,掙扎應否復合、結婚,我爸我媽都會同同事做counselling,去安撫他的心靈。聽聽埋埋,好多這些小故事,會在潛意識入面覺得這些都是好的東西。」、「剛才講這些例子,現在回想起覺得,這些地方都好值得appreciate,而這些我appreciate的地方可能就是影響到我的地方。」他相信父母對別人的關心,在他的內心播了種子,讓他覺得要關心別人。

「去年判刑見感化官,講起我小時候,他們怎樣孕育我啦。他(周爸爸)講到細節位,就是他們很關心我讀甚麼學校,他們好重視學校裡面老師的質素怎樣。他們會同老師聊天,然後去看究竟這些老師是否用心教學生。」亦都因為家庭工作需要,搬家幾次,周永康也就因而轉了3次校,讀過4間小學。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佛教陳式宏學校的校長,他至今仍能想起校長慈祥的模樣,與學生分享故事。

周永康讀心誠中學的時候,周爸爸更加入了家長教師會,藉以了解和參與更多學校運作。「這個本身是健康教育入面好重要的事情,即是你不是全交給學校,然後學校來教你個仔,然後有事的時候就回學校嘈『你點教我個仔呀』這樣。我覺得這是很健康的關係,就是發生在細節到。這些正正是他怎樣幫手建立一個好的環境,或者一個safety net,令我可以在安全的範圍裡探索同學習。我覺得就是這些地方,想起來的時候,發現原來他做了這麼多這個層面的事情。」

但問到是否記得爸爸在家教會為他做過甚麼,他想了一想,堅定地答:「我唔係好意識佢做過啲咩,所以話我係個不孝子,我係唔Q理佢哋做過啲咩。你問我,我係唔知喎。」周永康唯一記得的,是父母會特意走去聽育兒講座,了解怎樣改善親子關係。

2014年9月,周永康參與佔領公民廣場,刑期覆核後被改判7個月監禁,現正保釋等候上訴。資料圖片

其中一次講座建議一家人去旅行,「他們聽完之後,回家就說,我們聽了這些東西,接下來要plan去旅行,這個我就記得好鮮明。我到現在都好記得,每次去旅行我都好appreciate,因為我覺得去旅行背後不是純粹吃喝玩樂,而是背後好大的親子互相照顧的purpose在裡面。而他們是很想有這樣的時間,做這樣的事情。」自此,每年中學暑假,一家人都會去旅行,大概到了周永康中五的時候,才因學業繁忙而暫停。

他認為每次去旅行都有改善關係,「其實親子關係疏離,是因為大家未必好了解大家最近的狀況。他們上班到凌晨12點才回家,基本上烏燈黑火的時候,他們就打開道門,我見到一些光透入來,才知道他們回了家。」他說,經歷這80多天後,之後也要計劃一家人去旅行。

周永康讀初中時,去旅行時也會有鬧脾氣的時候。「有個故事是這樣的,好白痴的。我不記得去了哪個地方,然後打開旅遊書,啊,我好想去某個舖頭呀,看看裡面的服裝是怎樣的。去到臨離開那個城市的時候都未去到,但又好想去,但可能他們又趕時間,去坐火車,但我爸就同我坐的士去那個地方,找那間鋪頭,但結果是找不到的,因為間舖頭應該結業了。這個過程中會扭計,『我好想去呀』(哀)這樣。去不成之後就苦瓜乾面,覺得好不開心,有點『細路仔』。」

周永康回到母校香港大學,憶起很多往事。何君健攝

中學時期的周永康,喜歡中國文學,「例如劉以鬯,好多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小說,《酒徒》啦,或者是《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讀中國文學好老土的,講文以載道,文學應該反映歷史,有批判意識的,所以就很想用文字介入世界。」考上港大比較文學系後,他參與了港大學生報《學苑》,同年,亦是梁振英上台、反國教爆發。

「嗰時睇新聞好精彩嘛,唐英年同梁振英嘅選舉特輯,大家係鬥爆黑鑊。嘩,嘩,嘩,咁樣嘅,個世界好黑暗呀咁樣。」那時候還有「紅底學生會」的討論,周永康發現「原來滲透不是遠在天邊,是近在咫尺。所以那年就會想再接觸多點,啊,除了文字以外,都想多點參與、實踐,之後就選了學生會。」由於他的職務是外務副會長,所以按慣例加入了學聯。

這年也有很多社會運動發生,包括碼頭工潮和「和平佔中」開始商討日等。「好自自然然,被整個大變動捲入去。然後接觸得越來越多,繼而參與得越來越深,認為學聯是一個值得參與的平台。之後擔當了這個職位(學聯秘書長)。」然後,迎來了雨傘連動。

在風高浪急的時代,周永康是站在浪尖的一個,他的父母總會在遠處守望著他,待他回過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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