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在一個講座上慨嘆，目前公共管治失效，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沒有普選成為政府「原罪」，公眾先天不信任政府，甚至催生「雞蛋與高牆之間總站在雞蛋一方」的對立看法。他指出，有普選固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缺乏政黨輪替執政下，立法會只能以盡量批判政府為己任，無法推動「責任政治」，不過易地而處，他形容如果自己是立法會議員，可能都會做同樣的事。
張炳良分析，政府不時自己「縛手縛腳」，一方面諮詢及司法覆核導致推行政策及立法時間加長，同時，政府部門處理跨部門項目時，不少時間花在爭拗「哪一個政策局牽頭，因為牽頭就係你負責」。他寄語政府要調整思維，主動提出創新政策及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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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公共政策學者的張炳良出席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講座時分析，香港正面對十字路口，一方面回歸後，香港未能善用「香港加中國」的新優勢，「年輕人陷入身分危機，催生將國家聯繫與香港傳統及價值不必要地、甚至錯誤地二分」。面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及技術崛起，張炳良形容，香港正陷入迷失，甚至「內向」及自貶身價，在此背景下，香港管治模式正備受質疑，更面對政治人物「表演」、貧富懸殊等挑戰。
張炳良指出，香港管治失效，社會愈來愈難促成「責任政治」（responsiblity politics）。他分析，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普選並無進展下，公眾先天不相信政府，便透過選出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爭取訴求及權益，「不只是制衡，而是不相信在位者」。他補充，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票的情況下，「所謂行政主導，只是一個神話」。
不過在缺乏實際改革及面對缺乏互信下，張炳良說政府只能務實行事，學習外地的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如何管治，及不得不「逐少逐少」推行改革及調整管治思維。
香港政府近年缺乏大刀闊斧政策改革，張炳良說，港英政府有時候政策頗為創新，不會受制於教條。他舉例說，港英政府有時偏離積極不干預主義，但不會宣之於口以免提高期望，如七十年代由日本公司臨時決定不投資興建地鐵，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拍板政府出資成立及興建地鐵。此外，1972年時任港督麥理浩計劃興建180萬個公屋單位，最終雖然未能達標，但仍是港英政府重大舉措，「沒有環評、沒有城規會，沒有司法覆核，政府可以放手去做。」
張炳良指出，七十年代成立的廉政公署模式，更獲很多外國參考，「例如澳洲，就叫ICAC，可以說香港出口了（廉署）模式」。
張炳良說現時政府對比七十年代更顯得「縛手縛腳」、對政策風險顯得猶豫，親身接觸政策局官員不想推動立法，因為不想經歷痛苦過程。他舉例說，運輸署因搬辦事處及改電話，需要修訂定額罰款一張表格，但卻要立法會修訂，均阻礙政府檢討現行政策。
除了外在原因，張炳良表示，政策局處理跨部門項目時，不少時間花在爭拗哪一個部門牽頭負責，導致沒有部門想牽頭，但在現代管治，政策無可避免牽涉不同部門，政府應鼓勵跨部門合作。
張炳良指出，政府制度兩方面改革，公務員本身有必要注意社會訴求作出回應，同時有必要繼續羅致外人加入成為問責局長。
張炳良並無提及太多具體制度改變，但鼓勵政府官員應跳出政策的「舒適圈」。他指出，香港在九十年代是政策創新者，甚至傲視全球，但過去十年香港失去地位，只是在外地做完之後跟隨，因為推行的時候比較容易。
「新加坡做過、這個國家做過，然後找顧問看看，（香港）不敢做第一個做的，因為風險太高了。這是非常不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