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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九故宮「政治化」:更像一場結果動搖了兩制的周密部署


中央終於批准了兩位司長的請辭,意味特首戰幔已揭開。然而林鄭月娥的競選工程尚未展開,已為選情構建並不正面的基調。上星期的西九記者會上,林鄭月娥把反對聲音歸咎於「政治化」,並特別提出,自己打從宣布重新考慮參選便受攻擊,西九建故宮是有心人攻擊她的子彈。一眾官員中,我向來認為林鄭的演說及辯論能力很強,這次也不得不佩服其高超的語言技巧,就這麼四兩撥千斤,便把異見者打成一路,無視反對聲音其實不同源(不少來自專業團體及業界,並非一味民粹),也各有不同理據,總之籠統一句「政治化」,反對者一律變成居心叵測。林鄭未開跑,率先把自己置於異見的對立面,這種突顯分化的策略,能為因嚴重撕裂已疲累不堪的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嗎?

公共政策須講「合理期望」,這一點,司長及官員心裡清楚,但司長及官員不說;今次特區政府違反的,正是「合理期望」這原則:多年來,當局高舉集民意建西九的旗幟,公眾活動的宣傳口號,無論是第一階段的「拉闊想像.理想共享.齊建你我西九」,或第二階段的「凝聚創意.共建西九」,也無不突出廣納民意的精神。想這十多年來,西九諮詢再諮詢、招標又推倒,期間虛耗了多少社會成本,假如市民不是對西九心存全民共創的寄望,還能忍耐下去嗎?今日,為建小故宮,「全民共創」變「特事特辦」,公眾失落、沮喪,因而斥責、質疑,並期待官員表達歉意及清楚交代,豈非人之常情,並不陰謀、過分?

實話實說,故宮來港建館,確實值得社會更開放的討論;故宮展出的是貨真價實的文化珍品,現成了俗不可耐的政治籌碼,也教人惋惜。然而,簡單以「政治化」標反對者原罪,有失公道之餘,也不切實際。正如故宮研究者野島剛最近評說,故宮因其獨特的歷史由來,及其於政權的意義,「故宮脫離不了政治」;特區官員若以為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從政治公關角度看,似乎有點無知。

再說,公眾諮詢的本質就是政治操作,市民對當局違反程序公義的質疑,就算「政治化」,也是出師有名的「政治化」。事實上,司長的交代確未澄清重重疑點。目前輿論大多聚焦程序偷步,及當中有否涉及利益輸送,讓我們退後一步,溯本清源:當初的保密從一開始便合理嗎?

林鄭對「保密」的解釋,由最初的「怕尷尬」(去年12月),修正為後來的「擺上枱」(今年1月),說是怕建小故宮計劃一旦曝光,「大家都很喜歡」,便需北大人「改變文物出境政策……遷就」,換言之,為免「大好事」變「難以成事」,保密事非得已。

這說法在一般情況言之成理:若公共規劃及合作未具成事基礎,貿然端出來全民公審,的確未必恰當,但細想建宮風波前後情境,這辯解卻有若干不合情理之處。

不合情理之一:故宮館長的身分。

當日在北京向林鄭摸底的,並非鄉鎮無名山寨博物館的負責人,而是曾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從2012年開始掌管故宮的單霽翔。按理,他應對國家文物政策瞭然於胸,亦應深知建宮建議「妙想天開」(如林鄭言),已超越文物外借層次,而是牽涉國家象徵及政權尊嚴;單館長仍選擇在一個起碼半官式的場合,向一名特區官員提出計劃,還指明西九地文化區,實難以想像單館長只是信口開河,而沒有得到最高權力的加持。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博士(右一)去年12月29日向林鄭月娥講解一幅在文物醫院進行修復的書畫藏品。政府新聞網

較合情理的推論,單館長不過是中間人,負責向司長轉達更高權力的意願,由特區政府好自為之。若是如此,則這場小故宮風波恐怕從摸底開始,文物政策便不成阻礙,「擺上枱」之說缺乏基礎。

就當建宮太茲事體大,司長認為值得不尋常的慎重,但尚有不合情理之二:公布規劃的時間。

林鄭月娥早於去年5月諮詢幾位西九董事局資深成員;6月,當局已委任嚴迅奇研究設計概念,相信其時北京綠燈已開,司長若決心開誠布公,不乏時機,事關一個月後,林鄭月娥出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會議後見記者,還特地匯報說,會重新檢視原有表演場地的用途。為甚麼當時不一併公布建宮計劃,並提出公眾諮詢?

那時候的最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是財政。畢竟這次是特事特辦,若動用公帑,民意肯定反彈更深,還須經立法會一番折騰,難得出名撥款極為嚴謹的馬會竟爽快配合,批出35億,生米都煮成半熟飯了。

這正突顯了建小故宮跟西九規劃精神最背道而馳之處:政府的思慮由始至終不為凝聚民意,而為務必上馬、不得有誤,背後考量當然是政治。換個角度說,特區政府才是把建宮風波「政治化」的始作俑者。

不合情理之三:林鄭月娥的從政經驗。

司長外號「好打得」,又名「奶媽」,可不是浪得虛名的。回看其為官生涯,不知接手過多少燙手山芋,在「政治化」已被用至荼靡的今天,林鄭沒可能不在很早以前,已意識到是次計劃的政治風險,並及早妥為部署拆彈。但奇怪是,特區政府不僅未見有補救措施,反而火上加油,不尋常地保密也算了,還要多添一個欽點建築師的罪名。稍有政治常識的都知道,如此行事,必然面臨利益輸送的指摘,並得罪專業團體及業界(這些可不是平日建制派口中的政棍啊);聰明而久經歷練如林鄭月娥,竟不惜自找麻煩,有甚麼合理解釋呢?

唯一合理解釋是,有較諸得罪公眾及專業團體更嚴重的後果,那是甚麼呢?不少人認為,是官員或擔心港獨爭議令「大好事」難成,將陷官員於無以向北京交代的窘局。我進一步想,就算反對民情並不洶湧,一旦啟動公眾諮詢,香港人肯定七嘴八舌,到時候,特區官員包括林鄭就算裝個模樣,都得抱持香港民意,北上討價還價,說不定要拖拉幾輪,北大人的惱怒是可以想像的:破格送你大禮,還得忍受香港平民指手劃腳,情何以堪?特區官員若無自信兩面討好,必然在兩方立場二捨其一。

最後特區政府捨棄了哪一方,顯而易見。結論是,整場風波似乎不如林鄭等官員公開表達得那麼委屈,也非如一些評論所言,是單純的「愚不可及」,而更像一場周密的部署:以避開異見、急於求成為開端,以陰謀味濃的「政治化」指控,作為爭奪話語權的手段。

當中並折射出一個管治問題,比輿論聚焦的「偷步」與「利益輸送」更嚴重,那就是官員的作風,反映兩制之動搖,已超出政治層面,伸延到公共政策去了:只要份屬一國「美意」,特區官員為求成全,哪怕要捨棄香港一制行之有效的施政美德,也在所不惜。

這次西九建小故宮的處理,反映兩制之動搖,已超出政治層面,伸延到公共政策去了。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社會信任滿滿、民意不兩極、輿論不過分政治化,特區官員也就不必暗渡陳倉,但我不同意。身為官員,維護香港一制的施政美德不應有藉口,更何況,上述情況在短期內也難以改善,若不嚴加警惕,反容許官員有藉口,恐怕這次興建小故宮的手法會成為管治新常態。

早前孫公一篇名為「我所認識的林鄭」的文章熱傳,形容林鄭性格很「冷」,熱情欠奉,卻樂意聆聽反對聲音。這令我想起2012年,林鄭接受有線新聞的專訪,談到留守梁班子時罕有地「熱」起來,滾著一行眼淚,說希望五年後的香港,是一個更好的社會。五年過去,香港有沒有更好,相信司長心中有數。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衰敗與恨,刻下香港社會事事「政治化」風氣或許過猶不及,但官員好、建制派好,大家關上房門、閉目靜思,心知肚明這些年的折騰,特區政府及一男子都責無旁貸。林司長五年前那一行熱淚若有幾分真心,還希望她跳出針對、迫害的設定,不重蹈前人覆轍,不必然地把自己置於輿情的對立面,因為任誰都看到,那不可能令香港更好。

林鄭5年流著眼淚受訪,說希望五年後的香港,是一個更好的社會 。有線電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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