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多了朋友關心香港歷史，比較不同地方案例，乃至有「殖民香港：由英殖時期到特區年代學術研討會」，總離不開香港九七前後管治出現何種變化﹑如何比較英治與中治這個問題意識。
日本帝國管治特質，是回應這個問題意識具啟發性的一個切入點——九七前後，香港是否逐漸從權力行使較為保守的英殖模式，向更倚重高壓政治的日殖模式靠攏？
日本帝國與中國的邊陲管治思維的一個共通點，是兩者皆感到被西方列強包圍﹑受制於西方在亞洲的帝國系統，有強烈的後起國家生存憂患意識。用日本陸軍之父﹑曾任首相的山縣有朋的說法，日本需要「捍衛主權線與利益線」，這不但成為日本帝國建立的基本邏輯，也能與今天中國談「一帶一路」的思路作比較。在此憂患意識下，兩者皆傾向以「國家安全」作為邊陲管治的基本出發點，其一大表徵，是在邊陲進行同化「國民教育」，內容包括史觀教育，教導學生「自古以來是XX人」。
同樣基於國家生存憂患意識，兩者皆有軍國意識傾向。作為日本滿洲國建立的重要推手的石原莞爾，其思想便頗有代表性——他當時認為，日美終須一戰，因此日本需要加緊準備，增強國家的全面動員能力，滿洲國被視為日本生命線。這種思想，同樣能與今天中國解放軍鷹派將軍劉明福的「中國夢」書寫作比較。事實上，2014年新加坡《海峽時報》曾刊登評論「Will history repeat itself？」指今日的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有可比較之處。這類意識也是其邊陲威權管治的重要推因。
同場談中國在香港的國家資本主義﹑認為香港是「偽主權實體」的講者孔誥烽教授，在Q&A環節，對我提到滿洲國作為日本帝國間接管治案例，作了很精彩的回應。他說，香港現況其實很能與滿洲國作比照，因為兩者皆屬「偽主權實體」，但我們都知道，誰是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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