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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庭中間落墨:原審可判社服令 涉暴力日後可重判


 

終審法院今日開庭審理「雙學三子」於2014年佔領期間,公民廣場非法集結案終審上訴。終院多名法官在提問時採取近似中間落墨方式,認為一方面衝擊及爬入公民廣場過程中涉及暴力,法庭量刑時雖然要考慮被告公民抗命的動機,但涉暴力則「過界」,法庭有權「畫界」,對日後同類案件施以更嚴重懲處。

另一方面,首席法官馬道立及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同時指出,雖然原審裁判官張天雁判處三子社會服務令是較為寬鬆懲處,張官已考慮到案中涉及暴力元素,判處社會服務令無超出量刑指引,做法並無犯錯。

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表示,同類案件過去並非無判入獄,若終審庭認為上訴庭10個月量刑起點過重,可下調至已服刑的年期。在法官多輪追問後,梁卓然承認判處入獄是「不常見但不是不可能」(unlikely but not impossible)。

三子散庭後,認為法庭會正面考慮他們代表律師觀點。何君健攝

終審庭押後頒布裁決,三子獲准繼續保釋至裁決為止。被告之一的羅冠聰散庭後表示,預期法庭考慮論點後會有正面判決。周永康更顯得信心十足,開庭前笑言「(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騰過我哋喇而家」,反而祝律政司及特首林鄭月娥「好運」。

終審法院在公民廣場案中,主要處理上訴庭量刑時可否覆核事實、考慮被告犯案動機等四項法律爭議,其中一個關鍵,是對暴力成分及動機的理解及演繹。原審裁判官張天雁認為,三名被告行為魯莽但「並非十分暴力」,上訴庭法官潘兆初駁回原審觀點,認為9名保安人員輕傷、1名保安人員較嚴重受傷,暴力程度難言輕微,加上大規模集結,暴力衝突的風險很高。

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指出,公民廣場一開始集結固然沒有暴力成分,但其後衝入廣場雖然並非最嚴重的暴力,但多少有擾亂社會安寧及暴力成分。雖然過去非法集結多判社會服務令,馬官及另一名常任法官鄧國禎認為,法庭有權對日後涉暴力的非法集結案重判。

馬道立指出,法庭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表明今後會重判某類案件,例如兒童色情或選舉舞弊案件,反問日後對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案件採取比過去嚴格態度量刑,「不正是上訴庭有權做的嗎」,「又有什麼錯呢?」他更舉例稱,「香港人唔中意或怕咗(類似行動)」,而法庭平衡其他人利益,「保安在場不是被人用來打的,他們的利益都需要考慮」。

常任法官鄧國楨更質疑,被告及參與者爬上圍欄,「其他學生可能受傷,我們不是不應鼓勵類似行為嗎?」他形容,如果按組織者提出「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便應該遇上阻礙並停止推進,示威便更有效、更多人同情。

曾經撰寫判詞論及公民抗命的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則提醒,更多人被捕可能引起傳媒更大注意,但同時應避免干犯暴力。

案發時三子帶領或呼籲群眾衝入公民廣場,引發79日佔領。資料圖片

代表羅冠聰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反駁說,本案案情是被告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憂慮重判日後對類似示威造成嚴重寒蟬效應,打擊年輕人參與意欲,「已經不只畫界,而是掉落懸崖」。他補充,本案頂多只屬最低程度的暴力,與上訴庭引用英國暴動案例更是差天共地。

代表周永康的大律師蔡維邦指出,三子攀爬圍欄及跳下來本身並非十分暴力,認為法庭處理減刑因素時,應考慮公民抗命動機,除了考慮行為,也應該考慮是否為了正義動機,推動多元社會。他接納本案有暴力成分但並不多,法庭沒有必要過分強調暴力成分,單純檢控已有足夠的阻嚇力。鄧國楨認同量刑時組織者不可能為所有參加者的行為負責,因為可能數量眾多。

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陳詞時表示,公民抗命作為動機,從來都是法庭量刑考慮的因素,問題是犯罪嚴重性、行為,及被告角色為何。他指出,雖然每宗案件案情不同,但同類非法集結案件過去並非無判處監禁。

不過,此說隨即引起法庭質疑。馬道立質疑,上訴庭在判詞提及「社會服務令是下級法院對非法集結罪行常處以的判刑」,質疑能否以此認為原審裁判官犯錯,「下級法院量刑有不同程度,(原審)裁判官可能非常寬鬆,但並無超出(量刑)範圍?」

賀輔明也表示,不同法官有不同權重,質疑控方質疑原審處理求情時,過分倚重犯案動機,但會否是上訴庭量刑時「過界」,認為原審錯判。

梁卓然表示,視乎案情法庭可以判處社會服務令,強調「判處監禁是不常見,但並非不可能」。他承認,上訴庭與原審法庭量刑角色不同,但考慮被告個別行為及受傷風險後,可以決定重新量刑。

周永康一家散庭時神情輕鬆。何君健攝

案中另一主要爭議,是上訴庭覆核量刑時,是否有權覆核及修改對案中事實的理解。代表黃之鋒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表示,控方並無根據《裁判官條例》條例提出質疑,認為根據《刑事訴訟條例》不能再考慮案情,質疑上訴庭覆核被告是否煽動示威者部分,理應不准呈堂。

不過,馬道立表示,上訴庭只是重新審視各被告每個階段參與程度,例如再進入大閘、是否台上呼籲其他人前進。戴啟思質疑上訴庭並非清楚區分量刑及覆核事實,馬官再反駁說,上訴庭判詞通篇都是覆核刑期,認為分別不大,而且量刑一向考慮被告角色。

彭耀鴻表示,有別英國和澳洲,在香港法庭必須證明原則錯誤、或明顯過重或明顯不足,質疑等同將刑期覆核變成上訴。鄧國楨質疑,這亦不代表上訴庭在判刑明顯過重或不足時,不能進行事實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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