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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庭各打五十板:日後涉暴力可判囚 點名斥楊官「歪風論」


 

終審法院今日頒下公民廣場案判詞,一方面力撐原審法官已考慮案情及三子悔意等多項因素,幾乎全數駁回上訴庭對原審的批評,裁定雙學三子上訴得直,恢復原審判處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三人即時釋放。

不過,終審庭同時裁定,上訴庭有權對日後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案訂立新的量刑指引,並認同日後同類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可以判處即時監禁,但重申要考慮被告參與程度及本身行為的暴力程度。加上同時採取狹義解釋公民抗命及限制上訴庭覆核事實權力,綜觀終院判詞可說是各打五十大板,對控方及辯方各有得失。

雙學三子判囚時引起外界側目主因,是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不具法律約束力的附帶意見中,不點名批評有識之士鼓吹公民抗命「歪風」。終審庭在判詞中,罕有點名表示不贊同(disapprove)楊振權法官「歪風論」。終院指出,楊官在無證據下似乎認為三子受其他人鼓勵下犯法,「這並非恰當的量刑基礎,因為它忽略個別被告罪責,反而嘗試將其他人歸咎被告」。終院又表示,上訴庭判刑時參考多宗英國及威爾士涉及暴動成分的非法集結案例,提醒應小心參考案例。

雙學三子終院上訴判決書(中文摘要及英文原文)

終審法院大樓上的蒙眼泰美斯女神像,代表大公無私。資料照片

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宣判時表示,終審庭完全接納(fully endorse)上訴庭對非法集結新的量刑指引,並認為外界需要留意,即使牽涉低程度的暴力元素,法庭亦不能容忍。馬官指出,香港整體而言是和平的社會,當有破壞秩序及暴力成分亦會破壞秩序,如果公民抗命牽涉暴力成分的話,亦屬超越界線而不能接受。

馬道立指出,對三人即時入獄刑期大幅超過原審,認為新的量刑指引追溯至三人並不公平,認為原審裁判官在原則及量刑上並無不公平,裁定三人上訴得直。

公民廣場案中主要涉及三個法律爭議,終審庭亦作出相應裁決如下:

1. 上訴庭可覆核已呈堂事實,但有兩點限制

上訴庭在覆核刑期中,曾經翻看已呈堂錄影片段,被當時辯方及坊間質疑「重審」案中事實。終審法院在判詞中,接納《刑事訴訟條例》中限制上訴庭不能考慮新證據,但認為條文默許上訴庭參考原審已經呈堂證據。

終審庭指出,此舉容許上訴庭糾正原審法庭量刑時的錯誤,包括錯誤考慮案情,未必一定對被告不利。終審庭考慮本案案情後,接納上訴庭有權判斷三子可預視群眾與警方衝突而引致暴力、人數與受傷情況及暴力程度關聯等對三子不利的案情。

雖然如此,終審庭同時釐定覆核案情兩點限制,一是控方必須以原審相同的事實基礎,考慮呈堂事實。二者更為關鍵,則是上訴庭不能改變原審法官如何考慮的權衡比重,因為法官對不同量刑因素給予不同的比重,是法官本人的酌情權,上訴庭不能增加或減少某一量刑因素。

二、狹義演繹公民抗命

終審庭接納,公民抗命是任何尊重人權的地區都會考慮的原則,但較為狹義地演繹公民抗命概念,認為破壞安寧行為「定義上」難以構成求情理由。法庭引述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說法,強調公民抗命行為必須「和平及非暴力」,又強調當干犯非法集結時、尤其牽涉暴力行為,行使憲法權利並非有效求情理由,因為暴力非法行為並無憲法基礎,「阻嚇性刑法更不構成所謂行使憲法權的寒蟬效應,因為根本無權行使暴力。簡單而言,已經劃出可接受的界線。」

終審庭認為,本案所涉《公安條例》及懲處並無不公,有示威者在和平示威干犯涉暴力、非和平,量刑過程中沒有太多比重。法庭又駁回三子代表律師考慮訴求內容,強調法庭判決時不會考慮涉案行為的政治及社會經濟影響。

三、上訴庭可頒布量刑指引

上訴庭在判詞中批評原審法庭未考慮阻嚇性、案發時有大規模市民參與、發生衝突機會、承接和平集會走入公民廣場,及被告悔意等五大因素,繼而頒下非法集結新的量刑指引。終審法院在判詞中,逐一反駁上訴庭批評,認為原審法官已經考慮相關事實,並無原則上犯錯。

終審法院指出,原審裁判官已考慮多項因素,在衡量各項量刑因素時,可以有一個「範圍」衡量輕重,而正如上訴庭接納,非法集會經常判處社會服務令,而當時的確沒有即時入獄的量刑指引。所以,當時原審法官判處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並無超出酌情,所以撤銷三子的刑期覆核。

終審法院同意,過去非法集結案並無統一的量刑指引,認為上訴庭完全有權利為日後釐訂判刑指引,包括強調保障公眾秩序,終院也認為上訴庭傳遞不容忍暴力的訊息。

「簡單而言,上訴庭可以指出,在香港目前日益動盪及越來越多大型群眾示威,現在有需要強調阻嚇性,及懲罰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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